杨国荣:道德的形上内蕴

2017-09-12 15:37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杨国荣

  内容提要:道德哲学以“善如何可能”为其题中之义。从终极的层面看,道德所指向的善,总是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善如何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完善何以可能。人的存在本身包含多重面向,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德性,从主体间的交往,到自我的实现,从普遍的社会秩序,到广义的社会生活,存在的完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道德所指向的善在个体之维表现为通过潜能的多方面实现而“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在社会之维则表现为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必要的历史前提,并使社会本身达到健全的形态。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二者本质是统一的。

  关键词:道德/价值/善/伦理关系/存在

 

  一

  从哲学史上看,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康德曾提出了如下问题:“我应该做什么(what I ought to do)?”(注:参见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K.Smith,Bedford/St.Martin's,1965,p635,以及Kant:Logic,Dover Publications,Inc.1974,p29.)按康德的看法,这一问题纯粹是实践的,属于道德的领域。(注:Critique of Pure Reason,p636.)做什么以行动为指归,尽管上述提问方式仍以“应然”为视域,但其中无疑亦涉及了道德的实践趋向。对康德来说,行为的道德性质,以遵循普遍的法则为前提:普遍的道德法则构成了行为选择的一般依据。这样,由行动的关注便自然导向对普遍法则的注重。尽管康德一再肯定意志的自律,但在内在的层面,普遍的道德法则始终是其关注的重心。(注:哈贝马斯将“我应当做什么(What should I do)”这一问题与实践理性的应用联系起来,后者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即实用的、伦理的以及道德的,在实用的(pragmatic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层面,实践理性主要为行为提供技术性、策略性的指导,此时个体的选择以偶然的态度、偏好为基础;在伦理的层面(ethical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涉及对人生完善的追求、自我的实现,等等,与之相联系的是主体对真诚人生的承诺、对自我的理解、认同等;在道德的层面(moral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涉及自由意志,此时个体按自我的立法行动,其行为由道德洞见(moral insight)决定。实践理性的以上三重应用,分别可以上溯到经验论—功利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哲学等传统。在这里,哈贝马斯多少将“成就什么”(what I ought to be)的问题也纳入“做什么”的问题,而二者同时又与规范性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似乎也表现出某种康德主义的倾向:尽管哈贝马斯对康德曾作了种种批评,但以“做什么”(what should I do)来涵盖道德哲学及伦理学的主要问题,表明他在实质的层面,仍受到康德思路的某种影响。(参见J.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ts.1993,pp1-17.)

  与康德不同,另一些哲学家更多地关注行为的主体,其问题则可以概括为“我应该成就什么(what I ought to be)”。“应该做什么”以行为的完善为指归,“应该成就什么”则以行为主体自身的完善为注重之点。如前所述,儒家曾提出为己、成己之说,其中便蕴含着“成就什么”的问题:对儒家而言,成己意味着通过德性的培养,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系统,也以“成就什么”为题中应有之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使我们指向正确的目标”,并“担保了正确的选择”(注:Nicomachean Ethics,1144a,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Random House,1941,p1034.);道德行为并不在于一般地合乎正义,而在于“象正义与节制的人那样去做正义与节制之事”。(注:ibid.1105b,p956.)所谓象正义的人那样去做,意味着要求自我首先成为具有正义品格的主体;在这里,自我的品格、德性显然具有某种优先性。较之“做什么(to do)”,“成就什么(to be)”无疑对人自身的存在给予了更多关注。

  从动态的过程考察人的存在,便涉及生活本身;与之相联系的则是如何生活的问题。B.威廉姆斯曾把苏格拉底所理解的伦理问题概括为“人应该如何生活(how one should live)”。(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记叙了苏格拉底关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的提问与讨论,参见Republic,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602-603.)按B.威廉姆斯的看法,苏格拉底的问题(Socrates' question)可以作为道德哲学最好的出发点,它优于“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幸福?”等问题。(注:B.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p1,p4.)与特定的行为和内在的品格、德性有所不同,生活展开于人的整个存在过程,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应该如何生活”的提问中,人在过程中的存在或具体的人生成为关注的对象。

  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如上理解,无疑涉及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方面。然而,如果将善的追求视为道德或伦理的实质内容,则以上的不同提问似乎难以涵摄道德的整个领域。与道德领域中善的追求相应的更本源的问题是:善如何可能?不妨说,正是后者,构成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作为道德实质内容的善,包含理想与现实二重向度,“善如何可能”的提问亦相应地涉及理想的善与现实的善。就善的理想而言,“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于追问善的理想怎样实现(探讨其所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就善的现实而言,“如何可能”的提问则引向现实的善所以存在的根据(从善的已有或现实形态,考察其所以形成的本源)。

  从终极的层面看,道德所指向的善,总是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善如何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完善何以可能。人的存在本身包含多重面向,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德性,从主体间的交往,到自我的实现,从普遍的社会秩序,到广义的社会生活,等等,存在的完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以此为前提考察前文所提及的道德哲学问题,便不难注意到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在“我应该做什么”这一提问之后,渗入着对行为的正当及合理的道德秩序如何可能的关切;以“我应该成就什么”为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注重的是完美的人格、德性如何可能;“人应该如何生活”所涉及的,则是怎样达到合乎人性(扬弃了片面规定)的存在形态。可以看到,上述问题实质上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追问着善如何可能或完善的存在如何可能。在这里,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道德所指向的善在个体之维表现为通过潜能的多方面实现而“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在社会之维则表现为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必要的历史前提,并使社会本身达到健全的形态。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二者本质是统一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规定为未来社会的内在特征时,他们同时也从社会理想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爱因斯坦也以其科学家的洞见,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谈到道德的意义时,爱因斯坦指出:“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有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注:爱因斯坦:《道德与情感》,载《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这里的天赋,可以理解为人的内在潜能。在善的如上形态中,“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注:参见R.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Simon and Schuster Consumer,1932.)之间的对峙将得到扬弃。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