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文化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

2017-09-22 09:53 来源:《东南学术》 作者:沈江平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沈江平,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身后各种解读、误读、补充甚至重建不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反驳“经济决定论”,凸显文化实践的“文化批判”理论,开启了以“文化转向”为研究旨趣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思潮。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如“经济决定论”者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者所言,文化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缺失一环?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蕴含着文化要素,这是理论时至今日得以存在和立足的基础。笔者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潮中“文化转向”的得失,发掘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向度,进而诠释文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位置和作用,为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要素提供理论依据。

  关 键 词:文化/经济决定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理解史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4CKS001)。

  原发信息:《东南学术》第20173期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文化概念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而言,文化概念在其中都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批评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忽视甚至抛弃了文化、精神层面的作用,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到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鼓吹者,李凯尔特、科弗伍德、罗素则称之为机械决定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直接称之为经济决定论,美国博厄斯学派甚至提出了文化独立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总体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政治学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为了回应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另一方面试图重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范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一种以精神或理论行动为基础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在他们眼里,文化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承担着“社会斗争方式”的角色和功能。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无非是排他性地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作用。质言之,以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名义成为责难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持久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直到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持类似的观点,提出了“文化嵌入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文化的作用。在支持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范畴,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重要价值之维。当然,支持者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论述相对偏少给了反对者以口实,但这不能成为否认的理由。基于此,反对者、同情者和支持者都以文化为突破口,开始了补充、重阐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

  一、重建之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文化政治学批判

  回顾这股思潮,究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借助文化向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人们了解文化在这股重建思潮中所承载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的出发点和价值旨趣是什么。

  作为对第二国际以及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反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由一群激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怀有解放人类的梦想而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但是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赶入了理论的绝境,特别是看到俄国革命由于主体意识被激发而走向成功,工人运动在欧洲却走向失败;法西斯暴政在现代欧洲国家出现;战后“福利国家”和“富裕社会”的出现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弱化直至被同化,革命主体出现变化;冷战结束,苏东解体,与西方体制的全球化态势产生强烈的反差。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路径,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负面影响。社会发展现实和西方理论研究趋势使得文化范畴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文化”一词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制胜武器。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以往一种政治上的自觉走向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从“经济决定论”走向“政治文化本体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先前的经济基础的视窗逐渐被遮蔽,“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放在经济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政治上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整体上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①由此,一条有别于以往马克思主义解读路径的范式出现了,其特色在于以文化批判为诠释通道,比如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柯尔施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等。虽然这些理论家之间存在着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和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为了理解和诠释现实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在坚持马克思基本观点的同时,从自身的现实解读出发增加了一些新的观念。观其初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诠释转向和观念增量并不是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发掘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及其方法论基础。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西方无产阶级在各种利益的幻象中被“俘虏”,随着所谓“中产阶级”的孵化,西方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因此,单纯的经济思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卢卡奇对此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②这里凸显出一种总体把握社会结构的思维范式,它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西方社会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个道理,即文化并非作为派生物和附属物简单地依附于经济活动,而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一种构成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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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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