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生存、知识与本真性

——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

2017-09-20 10:3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陈勇

   摘  要: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基础存在论是对此在(人)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同样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总体性的界定。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人的存在是目的性的,并且本质上还是真理性的,在这些方面海德格尔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很大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奠基于其目的论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实践以及实践性知识最终扬弃了自身。与此相对,海德格尔则始终坚持实践以及实践性知识的优先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存在论甚至是一种比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为彻底的实践哲学。

  【作  者】陈勇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

  【期  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4期

  【关 键 词】生存 实践 知识 本真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编号14ZDB018)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海德格尔的知识论研究”(编号1522022010003)的阶段性成果.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讨论了基础存在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从“伦理” 一词的古希腊文拦0o∈或 0o 出发,他认为伦理学是考察人在世界之中的居留的,而基础存在论考察的则是“存在的真理”(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存在的真理”),所以它包含了原初的伦理学。(Heidegger,2004,S.356—357)按照这个观点,即便伦理学与基础存在论不是同一的,但它们至少是不可分离的,因而不仅对《存在与时间》进行伦理学解读是可能的,而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基础存在论解读也是可能的。海德格尔在其哲学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纳托普报告》(收录于GA 62)与《柏拉图:智者篇》(GA 19)中已经从事了后一项工作,而前一项工作则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不可行的,例如,沃尔皮(F.Volpi)与菲加尔(G.Figa1)都认为《存在与时间》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存在论变更(ontologische Modifikation),因此,基础存在论或者说生存论分析不是伦理学。(c£Volpi,S.225—240;Figal,S.117—133)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却夸大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仅前者的实践哲学维度被忽视了,而且后者的生存论维度也被忽视了。本文将首先讨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各自对于人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于人的存在的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接着本文将讨论他们对于知识的看法,虽然海德格尔的环视(Umsicht)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phronesis),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性知识优先于实践性知识,而海德格尔则颠倒了这个关系;此外,他们对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看法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由此将得到阐明的是:《存在与时间》绝非仅仅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存在论变更,海德格尔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与知识论。

  一、人的存在、语言与真理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从探讨最高的善、进一步说是对人而言的最高的善出发的。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人而言的最高的善不能是抽象的、分离的善的理念,而必须是人在生存中实际追求的东西。(NE 1096b)在这本书的开篇他写到:“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NE 1094a)在他看来,人的任何一种存在方式都是目的性的,或者说目的性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存在方式分为两类:制作(poesis)与实践(praxis),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的目的是活动之外的产品,而后者的目的是实现活动本身。(同上)此外,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目的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例如,制作马鞍与其他马具的技艺从属于骑术,而骑术以及其他军事活动从属于战术,制作活动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从属关系是因为较低的制作活动是因较高的制作活动之故(hou heneka)而被追求的,而且不论是制作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最终指向一个最高的善或者说最高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幸福。(NE 10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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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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