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祥: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

——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2017-09-26 14:3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丁为祥

  摘  要: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作  者】丁为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期  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5期

  【关 键 词】儒家 礼乐文明 性善论 发生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编号15ZDB008)的阶段性成果.

 

  性善论代表着儒家在轴心时代思想探索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古代人伦文明之一次深入的精神奠基。由此之后,中国文化的性格及其发展航向也就大体确定了。孔子所谓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看起来似乎是指三代之礼而言的,实际上,这种通过三代之礼之沿革损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方向,不仅包含了以后性善论的基本义蕴,而且也预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不过在当时,儒学还没有将人性作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已。但是,对于儒家在轴心时代这一深刻的人文理论建构,后世学人包括现代学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比如有以“本善”理解者,也有以“向善” 理解者;有从超越的形上根据来核定其基本涵义的,也有从形而下的实然来判断其基本指谓,由此还提出了各种批评性的定位。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儒学这一重大的人文理论建构及其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为了较为全面地澄清儒家性善论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有必要从其具体发生与历史形成谈起。

  一、“制礼作乐”:“天命” 的德行落实

  在标志中国文化大体形成的殷商时代,首先进入人们思考范围的就是“天” “天令”,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则代表着殷商王族对其生命根源的一个初步反省与基本定位。所以,当商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纣面临“西伯戡黎” 的格局时,他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 “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很明显,殷纣无疑是以“天之所命” 作为其王权存在之合法性依据的。如果再结合孔子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礼记·表记》)的概括与评价来看,那么殷人基本上生活于神圣“天命” 的主宰之下。

  在当时,这种神圣的天命不仅统治着殷人,而且也统治着继起的周人。比如当西伯侯因为“积善累德”而被殷纣囚禁于美里时,也就有了“西伯拘而演周易”。(《汉书·司马迁传》)那么,作为西伯侯的文王为何因为拘而演易呢?对于这一问题, 《易传》记载说: “作《易》者,其有忧乎?”(《周易·系辞下》)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乎?”(同上)显然,正是“文王与纣之事”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忧患意识才构成了文王演易的主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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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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