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看意像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2017-09-30 16:42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胡伟希

  一、“康德问题”与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哲学思考的是如下几个问题:(1)我能够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它们分别由康德在“三大批判”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这几部书中作了回答。假如我们不是囿于康德的框架,而是从更广义的哲学形而上学高度来思考康德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那么,它们其实可以归结为这么一个核心问题:知识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假如进一步明晰化和加以疏理,它又可以展示为如下问题:(1)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能否转化为人的生存智慧;(2)假如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其具体途径与方法如何。当然,康德并不是如此清晰地提出和展开问题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首先是从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开始,后来发现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关于现象界的知识,而无法认识物自体和价值世界,于是通过对实践理性的考察,探索人的道德能力与道德自由意志的根据;最后,又通过对“判断力”的分析,试图在外部客观的自然世界与人的内部的、主观的自由世界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当他发现连审美的“判断力”对于连接这两个世界其实也无能为力,终于走向了“道德神学”。康德虽然承认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无法穿透现象界达到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却始终保留“物自体”为价值与意义信念之确立提供依据与基石。但康德以后,康德哲学的遗产终于一分为二:新康德主义者中的马堡学派着力发挥并强化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观点,认为“自在之物”既然无法认识,人对世界的认识就当限制在现象界范围之内,于是他们将哲学追问转变成对认识论与逻辑的追问,哲学只是认识自然世界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至于超出人的认识限度的“自在之物”是应当从哲学中加以剔除的东西。相反,新康德主义者当中的西南学派全力发展了康德的价值论思想,他们的看法是:既然人的认识能力无法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对于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认识就应当运用非科学与非认知的方法加以研究。由于科学方法甚至人的理性能力无法解释价值与意义的问题,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将其归结为信仰与神学问题。

  20世纪之后,西方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一方、以人本主义为另一方的两大营垒,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承接新康德主义的这两大学派而来。不同于以往的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普遍受到语言哲学的洗礼,乃至于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表面上看,由于对语言问题的关注,20世纪西方哲学已不再关注康德区分现象界与本体界的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或者形而上学问题,都不再像19世纪那样成为哲学界讨论与争论的中心话题。但是,萦绕于康德心头的中心问题:知识与价值的紧张与关系问题并没有退隐,相反,它通过“语言学的转向”转入了更深层的思考,并使这一问题的展开具有迥异于康德与新康德主义者的风格特征。

  可以这样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依然围绕着康德提出的基本问题——知识与价值的关系而展开,不过,这个问题的提法已不同于康德:它与其是从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入手,不如说是追问人的认识能力背后更深层的东西——语言。因为人的认识与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借助语言,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进一步深入,必然触及到语言;由是,康德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以这样的形式而展开:人能否通过语言去把握现象界背后的“本体”和理解价值与意义;如果可以,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这种意义与价值世界到底如何。然而,问题虽然如此简捷地提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展开为一个历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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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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