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实证原则

2017-09-30 16:44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宋志明 孙小金

  Wang Guowei and the Principles of Positirism

   内容提要: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严复之后,王国维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他对实证原则的认同集中体现在《论性》、《释理》、《原命》等三篇文章中。尽管他徘徊于“可信”与“可爱”之间,没有成为实证论者,但对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Yanfu's first introducing positivism methods to ancient Chi-na gave a great impetu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stic methods.Succeeding Yanfu,Wang Guowei,as the first Chinese who used the philosophical item "positivism",tried to promote positivism methods to positivism principles.His confi-rmation in positivism principles centered in three theses,such as On Nature,Explanation of Li,Reasoning of Ming.Though he w-as not a positivism scholar because of his dilemma between "l-oveliness"and "reasonableness",Wang Guowei grea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modern positivism philosophy of Ch-ina.

  关键词:王国维/实证原则/可信/可爱/Wang Guowei/positivism principles/loveliness/reasonableness

  王国维是继严复之后传播西学、研究西学、并力图把中西学融会贯通的学术大师。与严复相比,他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实证方法,更为熟练地运用实证方法,并且在哲学、教育、史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创获。他比严复前进一步,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并且努力从哲学的角度领会实证原则的理论基础。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

  

   一、王国维对实证原则的认同

  王国维从未接触过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他的实证原则的领会不是来自于西方的实证论者,而是来自于实证者的共同祖师康德。

  王国维没有写出论述实证原则的专著,他对实证原则的了解主要表现在他对实证科学的态度上和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诠释中。他的哲学著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西方哲学名家;一类是运用西方哲学观点评述、诠释中国哲学,谋求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

  王国维对实证原则的认同主要表现在《说理》,《释性》,《论命》三篇论文中。他运用康德哲学所体现的实证原则,重新诠释“理”、“性”、“命”这三个在中国哲学中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范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实证论倾向。

  (一)论性

  在认识论方面,康德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经验的知识,来自后天的积累;另一类是先验的知识,如空间、时间的形式和悟性的范畴等等,它们并不依赖经验而产生,但经验必须依赖上述的形式和范畴才能形成知识。先验的形式和范畴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后天的经验知识是因为经过先验的形式和范畴的加工整理之后,才获得必然性和普遍性。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的这种说法,并且根据康德的这一观点指出,“因果之相嬗,质力之不灭,无论何人,未有能反对之者。”[1]他认为人们关于经验世界(现象界)的知识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这种知识一方面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另一方面以先验的因果范畴作为依据。但是,人们关于意义世界(本体界)的知识却不可能具有必然性,因为这种知识既得不到经验的证实,也没有先验的范畴作为依据。

  从康德的认识论出发,王国维考察了中国哲学家关于“性”的种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他指出,中国哲学家在论及人性的时候比较武断,“不但得容反对之说而已,且一人之说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立性善说、荀子立性恶说,若性“如数及空间之性质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确,而其言之也无不同。”他们的看法虽然相互对立,但都犯了相同的错误,那就是用认识经验世界的办法去认识意义世界的问题,没有分清二者之间的界限。依据康德的观点,王国维分析说:“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而“吾人经验上所知之性,其受遗传与外部之影响者不少,则其非性之本来面目。”[1]先验的范畴只适用于现象界,关于人性一般的问题属于本体界,因而先验范畴对于这一问题不适用;人们在经验层面对于人性的了解属于后天的,并不能代替对于人性一般的了解。所以,关于人性一般的讨论是没有办法得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的。在这里,王国维依据实证原则,宣布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性”的种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国维分析说,既然关于人性的认识不属于经验认识的范围之内,那么关于“性”的讨论就不能不驰于空想、揣测。在宋代以前,哲学家们不自觉地以经验认识的方式去推断“性之本然”,不懂得经验意义上的性,并非是“性之本然”,于是便反复于善恶之间,争论不休。告子主张无善无恶说,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董仲舒主张性二元论,杨雄提出善恶混说,这些都是在经验层面上就性论性,没有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考察“性之本然”。宋代以后,诸多哲学家开始从本体论的层面讨论“性之本然”问题,但也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论,程朱的理学,都是在经验的层面说善恶,而无法在本体的层面把善恶统一起来,无法解决形上的“至善”同形下的善恶怎样沟通的问题。这样,他们在经验层面上的善恶之论与在本体层面上的人性至善说相去甚远。可见,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性之本然”,也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分析反映出,王国维实际上主张依据实证原则取消关于“性之本然”的问题,因为在本体层面上讨论,已是无意义和不可能的;而在经验层面上更无法弄清楚“性之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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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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