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熹:儒学形而上系统的最初建构

——《五行》所展示的儒学形而上体系

2017-09-30 16:53 来源:《中国哲学史》 作者:黄熹

  内容提要:郭简《五行》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对其对儒学形而上体系之建构作出理解和诠释,着重通过对《五行》篇的内在结构的分析,阐明《五行》所建立的儒学形而上体系的内部结构,说明和论证此体系正是儒学的“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和形而上体系,《五行》的思想是思孟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过渡环节,它继承孔子以来儒学的内在精神,使儒学的形而上体系得以明晰,并为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五行》“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分析,对天人合一也作出新的理解。

  关键词:《五行》/形而上体系/天人合一

 

  一、《五行》

  郭简的出土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其将产生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笔者认为其中儒家文献部分的《五行》(注:本文材料主要依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五行》篇。)篇又有尤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它揭开了一个遗留两千多年的疑案,即荀子的《非十二子》中批判的思孟五行之谜;儒学的形而上体系的建构问题;儒学的谱系问题等。杜维明先生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注:杜维明:《楚简中的新知》,《新华文摘》2000年第二期。)杜先生对整个郭店楚简价值的肯定,可以说,也是对《五行》篇价值的肯定。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五行》篇对儒学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李学勤先生认为,竹本《五行》入葬公元前300年左右,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即成书时间当更早,其为孟子以前作品无疑。(注: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三期。)魏启鹏先生也认为《五行》大概成书早于孟子,是战国前期子思子之儒的作品。(注: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第105页。)目前学界许多学者基本上持与上述观点相同的看法,认为《五行》的写作年代应在思孟之间,《五行》所阐述的思想也可能处于二者之间并是二者思想的过渡。作为从子思到孟子的过渡,《五行》对之前儒学作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小结并以此影响了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孟子进一步完善儒学,成为全面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体系的“亚圣”提供了可能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孔子和孟子之间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注:参见庞朴:《孔孟之间的驿站》,《新华文摘》2000年第三期;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第110页。)

  按魏启鹏先生的观点,孔子死后,儒家各派在两个方面改造了儒家思想体系。第一个方面,将以“克己复礼”、“礼乐治国”为宗旨的仁学逐渐改变为礼乐刑政并重的新仁学;第二个方面,是纷纷打破沉默,探讨孔夫子未曾深究的心性问题和天道观。(注:见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第99~102页。)而这正是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现实的形而下的方面,其重点在于儒学的现实改造,直接目标是现实的人伦、社会及政治;第二个方面则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方面,它的重点在于儒学的超现实的内在精神的传承。由此,形成两条不同的路线。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指斥“思孟五行”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言也。子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柯之罪也。”但荀子自己却又提出一个“五行”:“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见《荀子·儒效》)从这里可以大致看出两条路线的分歧,荀子自己提出的“五行”是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五行,目的在于通过礼乐刑政来实现治国安邦,维护先王的礼乐之统。而他所指斥的“僻约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思孟五行”却正是体现儒学之内在超越精神的形而上体系,《非十二子》的批判倒可作为判定“思孟五行”为儒学形上体系的一个反证。荀子遵循的是一条现实的形而下的路线,孟子遵从的是一条内在的、超越的形上的路线,在促进儒学的发展上,二者同样的功不可没。但孟子之所以成为“亚圣”,成为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正是他基于《五行》的过渡,而这个过渡又主要在于《五行》对儒学的形而上体系的建构,这一建构深刻地体现了儒学的“一以贯之”之道或内在精神。不是说荀子没有把握儒学的内在精神,而是由于荀子侧重于现实,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造成对“形而上”的“道”的“遮蔽”和“遗忘”,因此反而可能不利于儒学内在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而孟子之所以能够准确把握和传承儒学的内在精神,也正是得于《五行》之功。如果没有《五行》就可能没有孟子的“集大成”。

  《五行》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思想上也是“儒分为八”、“百家争鸣”,这样,在无形中产生了政治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的要求。“‘显学’一经产生和确立之后,与历史传统相结合,往往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起了重大作用的孔学也是这样,孔子的第二、三代七十子及其后学,必须从孔子奠定的仁学结构基础出发,只能以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精神对旧有学说加以改造的形式,才能使显学生存和发展。”“在‘先王之乐’面前,荀卿‘五行’与思孟‘五行’各张其帜,形成鲜明的映照”,“思、孟、荀都历史地跻身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奠基者的行列”。(注: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第98、125页。)

  因此,《五行》形而上体系作为思孟之间的继承孔子以来儒学思想的超越的内在精神即形而上的方面从而又为孟子所继承的儒学形而上体系,是对孔子以来未得以直接阐述的儒学形而上体系的阐述。孔子“述而不作”是出于和坚持“天不言”(“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原则和立场,也是孔子对天的真切体悟和顺应,而这一“作”的任务由孔子的后学、由《五行》来完成了。孔子思想及儒学思想的“一以贯之”之道和内在结构也从此变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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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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