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定芳/林存阳: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2017-10-10 10:06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孔定芳 林存阳

  摘  要:清代学术思想何以由宋明理学之谈心论性,一变而为考据学?晚清以来的前辈学者多有论究,迄今已形成几种主要的诠释理论,分别从政治、社会和学术自身发展等层面,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术史公案并未因此而成定论。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些诠释理论更多地侧重从“外缘”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对作为思想学术创造主体的思想家、学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不够。其实,自清初至乾嘉,学人之所以群趋于训诂考据一途,其背后实蕴涵着一套信仰和价值系统,即通过考经证史以“明道救世”。因此,对清代学术思想成因的解释,不仅需要关注外缘因素,更应在此基础上深入抉发内缘性因素,方能建构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

  【作  者】孔定芳[1] 林存阳[2]

  【作者单位】[1]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系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期  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6期

  【关 键 词】清代学术 思想史 通经明道 道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汉文化整合与明代遗民的变迁研究”(编号12BZS035)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清代学术思想何以由宋明理学之谈心论性一变而为考据学,学术界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晚清以降,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成因,业已形成几种主要的诠释理论。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观点,为倡始于章太炎先生的“政治高压”说。在《清儒》一文中,章先生论清学有云:“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章太炎全集》,第154页)此说一出,不胫而走,影响广被,一度成为近人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理论。与此观点相联系,又衍生出“反理学”说和“方法论运动”说,梁启超、胡适二先生持之最力。侯外庐先生则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为取径,从对l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人手分析清学的成因,认为乾嘉汉学形成的直接原因,一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二是清廷的文化政策。(参见侯外庐,第41 1、412页)与上述“政治外缘”或“社会外缘”论相异趣,钱穆、余英时二位先生则别辟蹊径,从学术思想承前启后的视角,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成因做了深入剖析。钱穆先生力主“每转益进” 说,认为清代考据学实乃宋明理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参见钱穆,201 1年,第544、545页)以钱说为进阶,余英时先生标举“内在理路说”,认为宋明理学转而为清代考据学,是其时思想发展由“尊德性”而“道问学” 的必然趋势。

  毋容置疑,以上诸说各于一定层面或角度部分解释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成因。但是,这些诠释理论究属“外缘” 的视角,即使是所谓“内在理路”说,因其并非从作为思想学术创造主体的思想家、学者的主观能动性立论,故而也是一种“外缘”性的解释。一般而言,在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内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也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根据和动力,规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一代学术思想的形成,外缘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思想家、学者的精神信念、价值取向,尤其是其终极关怀,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人文学者之为学,或多或少与其对生命的体悟、人生遭际和命运有所联系,而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尚有区别。所以,从学人的价值信念人手观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亦应是一个具有探索价值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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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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