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涛: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解析与公民伦理观

2017-10-24 09:52 来源:《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作者:杨伟涛

  【摘要】 黑格尔将作为抽象法与主观道德相统一的伦理实体划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其中区分了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市民社会以个体需要、利益和权利为原则,凸显个体性和特殊性,人们借助于劳动、分工、交换和契约达成中介性和交互性的社会结合;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联结是形式的普遍性并以外部形式国家和法律对个体利益予以保障,但根本存在的是实质利益的差异性与冲突性。作为伦理性的国家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理念,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其中,公民超越利益交换和私利追求,以爱国心、民族精神、公正心和人道慈爱精神,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凝结统一。

  【关键词】 市民社会;伦理国家;公民道德

  【作者简介】 杨伟涛,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8期)

  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黑格尔对康德自然法和权利学说的伦理反思及其启示研究”(16BZX092)、河南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西方近代启蒙自然法的道德哲学问题与伦理反思研究”(2017ZCZD001)、郑州大学研究生学位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伦理学理论与方法”(YJSXWKC2015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基金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与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相应称,中国社会民众和理论界致力于市民社会的培育,并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同构的语境下探求公民社会的发育。西方文献中的citizen、civil socoety对应,国内辞典或学界将其翻译为市民或公民、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通常未加区分。本文将市民、市民社会译为city resident、city resident society;将公民、公民社会译为citizen、civil socoety。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倾注于伦理、理念和实体结构的构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市民社会结构、利益分立特征及其缺陷的深刻解析;另一方面是将市民和公民做区别,对公民身份及其伦理价值的肯定。市民社会是个体获得了自身个别性、特殊性存在的伦理实体形态,每一个体均拥有自己的独立权利与利益,这些拥有权利与利益的个体通过交往形成普遍性关系,并在这种普遍性联系中成为整

  体。然而,由于利益的相互独立性和对抗性,所以形成的结合和整体性是形式的、虚幻的。它必然被克服,朝向使利益得以真正联结的伦理国家公民,由此使“自由及其定在——法”得到真正的合理性发展和完满实现。

  一、市民社会中市民利益的分立和交互性

  市民阶层、市民社会与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工商业逐渐繁荣,城市的数量和人口不断增加,其间的各种自治性组织也日益兴盛,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级开始出现。早期市民以经营商业为主,他们从买卖差价或借出与还回的资金差额中获取生计。市民是和工商业阶层相联系的,“因为市民阶级本身就是商业复兴的产物,而最初‘商人’与‘市民’两个词就是同义语。不过当它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时,市民阶级就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特性的合法的阶级。”\[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64年,第68页。市民社会被看作是近现代与资本主义相关联,以市场为生产、交换、消费枢纽的社会形态,被看作是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繁荣的社会。马克思把黑格尔意义上的狭义的“市民社会”作为整个社会的决定要素,并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划分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有其他特征都是由此派生的。参见:\[美\]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6页。市民社会曾被看作广泛传播的现代文明,具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市民风范,也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自在、自发运行结构,是众多自主的经济单位或商业公司的集合体,它们的行动独立于国家。M.Kiede1指出,“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便是在欧洲社会的这一过程中,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第一次分离了,而这些状态于此之前(即传统政治的世界中),意指的是同一回事——如托马斯·阿奎那所意‘comnunitas civilis sive politica’或约翰·洛克所谓‘civil or po1itical society。”M.Riedel: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its Historical Origin,in Z.A.Pelczynski,ed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pp34;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成员既不同于家庭的成员,也不同于政治国家的公民,它是一个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市民和市民社会的特性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追求财富,满足欲望,为了利益而工作。

  1.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需要、利益和权利的凸显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方面,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主观特殊性、个体需求、个人利益受到肯定和重视并形成体系的社会结构。相对于普遍性和普遍意志,“特殊性一般地被规定为跟意志的普遍物相对抗的东西,它是主观需要,……需要的目的是满足主观特殊性”\[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4页。。不同于动物受本能制约以满足需要和活动,人凭借想象、体力和智力,借助于劳动工具,能不断地超出限制。并且,随着劳动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的内容、对象、手段,都在无限地扩展,如黑格尔所述,“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这些情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像动物的本能那样,——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0页。市民社会里,在市场扩张和商业利润追逐中,人的需要和欲望更是被制造着和激发着,需要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并被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被无限地发掘而不断发展着、变幻着,人们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受需要和欲望驱动的消费主体,必须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需要的某一特殊领域,才能达到他的现实性。需要的个体性、主观性使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凸显并成为市民行动的首要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页。市民社会里具体的人是作为特殊的人,以其本身为目的,有追求私利的自由,混合的是自然必然性与个体任性。市民社会肯定特殊性和私人利益,并以之成为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动因,成为使整个市民社会变得富有生气,使思维活动、行动功绩和个体尊严的发展变得生动活泼的一个原则。市民社会是凸显权利和个体利益的时代,私人财产所有权被宣布为市民社会不可缺少的关键特征,保护财产的权力成为了他们的整个人世生活。

  市民中的绝大部分人仅仅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页。。无限度地追求生理欲望、主观情欲、私人利益,造成了社会的整体堕落和文化上的蜕化,“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9页。黑格尔透过对需要、利益的刻绘,对个体性、特殊性原则的揭露,揭示出市民社会人的异化、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根源就在于市民私人利益的至上性、欲望和消费的无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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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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