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2017-10-24 16:11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蔡子谔

Zhu Xi's attire aesthetics with Neo-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CAI Zi-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ijiazhuang,Hebei,050051,China)

  内容提要: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在英繁博宏富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试图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等三个视角,来阐释他深湛的服饰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儒家服饰美学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Zhu Xi i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and a great master of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 Hao,Cheng Yi and Zhu Xi,His attire aesthetics with Neo-Confucianist ideological concept as the co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1 system.Based on the rational subject,ethic subject,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doctrine of harmony,this paper analyzes Zhu Xi's attire aesthetics,focusing on his inheritancc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t attire aesthetics,its function and far-reaching repercussions.

  关键词:朱熹/理学/服饰美学/Zhu Xi/Neo-Confucianism attire aesthetics

 

  一、朱熹理性本体论的服饰美学思想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1200年,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又主讲紫阳书院,故别称考亭、紫阳,卒谥文,世称朱文公。徽州婺源(今属扛西)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唐军、秘阁修撰等职。集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颐)理学之大成,成为程朱理学的杰出代表。朱熹以“理”为宇宙根本,说“理”即“太极”。故“理”(“太极”)贯万物而自我实现,并围绕“理一气”问题,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了一系列哲学重要范畴如形上、形下、道器、动静、无极、太极等等,真可谓是“至广大”、“尽精微”,包罗万象,逻辑谨严。在朱熹服饰审美文化观和服饰美学思想中,大体分为两大类。此两类无不以它的义理之学为哲学根本。其一虽讲义理,但最后的逻辑归宿终在服饰;另一则虽讲服饰,但最后的逻辑归宿终在义理。

  朱熹理性本体论的服饰美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维护宗法制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礼制”上。

  古人在行冠、婚、丧、祭四礼时(礼服亦即冠、婚服、丧服和祭服,既是“四礼”的重要形式,也是“四礼”的重要内容)“皆繁细之甚”。[1]朱熹坦诚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与他们虔诚尊奉的圣人孔子的观点显然有了某些不尽相同之处。朱熹说:“顷年见钦夫刊行的编礼,止有婚、丧、祭三礼,因问之。曰:‘冠礼觉难行。’某云:‘岂可以难行故阙之!兼四礼中冠礼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礼,便关涉两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为丧祭之礼,皆繁细之甚。且如人遭丧,方衰苦中,那得工夫去讲行许多礼数。祭礼亦然,行时且是用人多。昨见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晓得,而所用执事之人皆不曾讲习。观之者笑,且莫管;至于执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礼,济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称处,不如不行之为愈”。[2]此处说之“冠礼”,即古代男子20岁(天子、诸侯可提前至12岁)举行的加冠之礼,表示其成人。《礼记·冠义》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也有10岁太子即行“冠礼”的:“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礼,执圭见群臣进退不失尺寸。”[3]首先,我们可以从中清晰看出,朱熹对于“四礼”以及与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四礼”礼服审美文化观及其服饰美学思想的真切流露:其一,“礼”不可阙失。“冠礼”虽难行,但“岂可以难行故阙之”!其二,对于包括礼服审美文化在内的“四礼”特别是“丧礼”和“祭礼”的繁文缛节,采取了通情达理的批判态度:“又为丧祭之礼,皆繁细之甚”。其三,对于“情文不相称”的繁文缛节之礼,表示了反对态度:“不如不行之为愈”。应该说,朱熹的“礼乐”文化观同孔子的“礼乐”文化观已经有了某些变易。在孔子那里,丧礼的“厚葬久丧”和采取具有负面审美价值的丧服等来寄托哀恸情感。显然,在孔子及其门人所修纂的《周礼》和《礼记》中,对于“厚葬久丧”的“丧礼”是极为苛严周备而丝毫不能马虎的。断不似朱熹所采取的上述那种情有可原的宽容态度。至于“祭礼”,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如《礼记》载:“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4]《礼记》和朱熹虽都是强调祭祀过程中的虔敬情感,但《礼记》是对于“礼”与“情”孰轻孰重的评价性抉择问题;而朱熹则是情文不副,宁可不行的否定性抉择问题,其间似乎有了若干“质”的变易。其四,如果我们将这种祭奠的哀悼之情和祭祀的虔敬之情,统纳入朱熹的“纲常”范畴,那么这种哀悼之情和虞敬之情,实质上便是“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5]的“理”或称“道”。同理,如果我们将“丧祭之礼,皆繁细之甚”即“丧礼”和“祭礼”的繁文缛节视为宽泛意义的“文”的话,这便涉及到朱熹美学思想上的“理一分殊”和“文道两得”的观点。朱熹虽与孔子一样主张“文质彬彬”即“文道两得”,但实质上,他则认为“文”只是“道”的“分殊”和“枝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6]笔者认为,对于朱熹来说,“文”既可以是词章的辞藻文彩,又可以是礼仪的繁文缛节,还可以是服饰的文饰彩章。但这些“文”同作为宇宙本体亦即理性本体的“理”这一“根本”比较起来,都不过是“分殊”和“枝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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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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