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2017-10-31 15:29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李霞

  内容提要: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 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 :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 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 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关键词:仁礼/四端/恻隐之心/生生之德

  标题注释:儒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6-0075-10

 

  仁学既是孔孟儒学的核心,亦是孔孟学说之成为儒学的重要标志,它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 理 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但孔孟只是奠定了儒家仁学的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孔孟之 后,经汉儒董仲舒及唐儒韩愈等人的承继,儒家仁学至宋代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程、朱 熹等新儒家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 “仁”升华为道德根据,确立了“仁”的道德本体地位;将孔孟的道德之目之“仁”提升为 道德之纲,确立了“仁”的道德宗元地位;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 拓宽了“仁”的超越路向;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生生之德,张扬了“仁”的 生命 意蕴。

  一、从“仁者爱人”到“仁者爱之理”:“仁”的道德本体地位的确立

  “仁”的概念出现于孔子之前,从其字形结构来看,它产生于人际关系调节需求与机制的 形成,是标示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的一个概念,故常与“亲”(亲密)相联。在各种人 际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关系最密切亦最根本,故“仁”最早被理解为“亲亲”或“爱 亲”,这一观念的产生是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孔子在致 力于 以人学代替神学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血缘亲情关系对人际关系的示范作用,便从建立理想的 亲情关系入手去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所以,他继承了传统的亲亲之仁而将其具体化,以“ 孝悌”代替“亲”(敬爱),使之成为“仁之本”。“孝悌为仁之本”观念的提出是孔子 对传统之“仁”的充实,却非创新。孔子仁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既立足于“仁”的亲情基 础而又突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从“亲亲”、“爱亲”、“孝悌”中提炼出“仁”的基本精 神——爱,揭示了“仁”的最基本内涵——爱人,并确立了“泛爱众”的仁学价值指向。由 “爱亲”到“爱人”、“爱众”,这是孔子仁学由传统出发而又超越传统之处,正是这种超 越奠定了孔子仁学的人道主义基础。揭示“仁”的内涵,确立仁学价值指向,这是孔子仁学 的理论内核。孔子仁学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理论,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仁学的实践问题就 是如何行仁、如何爱人的问题。当孔子将“仁”落实到实践领域时,他赋予其极大的灵活性 。在 他那里,为仁之方因主体不同而相异,爱人的侧重点因对象不同而有别,或为恭,或为敬, 或为宽,或为惠,等等。但仁学实践的灵活性又不排斥仁学旨趣的确定性,因为所有这些为 仁践履中都贯彻了一种总的精神——爱人,如恭与敬是爱尊长,宽与惠是爱众人。孔子仁学 便是以强烈的实践性为特征、以“爱”为情感内容的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理论 。

  那么,以实践性为特征的“仁”能否真正被付诸实践?以爱人为价值取向的仁学能否成立? 也 就是说,“仁”产生的根据是什么?仁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正是孟子对孔 子仁学的发展。孟子在孔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领域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路向,并在 人性与天道的结合中找到了“仁”的内在根据,奠定了仁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先天具 有道德善性,它蕴藏在人与生俱来的“四心”中,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 之心。此四心之中蕴含着四种善的萌芽,称为“四端”,即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 端。所以,“恻隐之心”的存在便是“仁”产生的根据,人们只要善加保养、充分扩展并笃 实践行这种恻隐之心,便是仁德的实现。而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为核心的性善论的建立,则 为儒家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孟子虽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却并未提升其理论形态的层次。因 为孔孟之“仁”都是与具体对象相联系的情感范畴,是道德情感本身而非道德情感的根据, 是形而下的伦理概念而非形而上的哲学范畴,所以孔孟仁学同为道德伦理学而非道德哲学。

  儒家仁学之道德形上学地位的确立是在宋代理学之中,二程肇其始,朱熹集其成。程颐第 一个对孔孟之“仁”的内涵作了根本性改造,他反对以“爱”释“仁”,认为爱属情,仁属 性,只能说爱自仁出,不可谓爱即是仁。他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 ,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在 程 颐看来,仁与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爱是“当然”、“应然”,仁是“所以然”,后者 是前者产生的根据:“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同上书 卷十五)程颐在此初步确立了“仁”的道德本体的地位,它被理解为爱、恕等道德情感和行 为产生的根据而非具体的道德情感和行为本身。朱熹在程颐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显扬了“仁 ”的道德本体性,提出了“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论语集注·学而》)的观点,将“仁 ”理解为爱的原理和根据以及主体的道德本质,仁与爱或恻隐等道德情感的关系由此而成 了体与用的关系。他说:“仁是体,爱是用。又曰爱之理,爱自仁出也。”(《朱子语类》 卷二十)仁与爱的体用关系也就是“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未发”是“已发”的根据 ,“已发”出自“未发”,故朱熹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 之仁尔。”(同上)朱熹又形象地将仁与爱的体用关系比喻为根与苗的关系:“仁只是个爱底 道理。……理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同 上)朱熹基于自己对“仁”的理解,对孔孟仁学进行了改造。孔子说,仁者爱人;朱熹说, 爱只是情而非仁,仁是爱的原理和所以能爱的根据,却非爱本身。孟子认为,仁是恻隐之心 ;未熹认为,仁是心之德即道德之心的本质,却非道德之心本身,道德之心如恻隐之心是一 种“存在”,而仁则是恻隐之心存在的根据。针对孔子仁学突出孝悌之情形,朱熹重点对孔 门“孝悌为仁之本”的观点作了修正。他认为仁是本,孝悌是仁之发,故“孝悌为仁之本” 之说是本末 倒置:“仁便是本,仁更无本了。若说孝悌是仁之本,则是头上安头,以脚为头。伊川所以 将‘为’字属‘行’字读,盖孝悌是仁里面发出来底,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何尝有个孝悌 来。”(同上书卷一一九)为了说明仁与孝悌等道德情感之间的体用关系,朱熹又以“理”与 事”分属之,说“仁是理,孝悌是事,有仁后有是孝悌。”(同上书卷二十)“理”在朱熹哲 学中既是宇宙本体,又是道德本体;“仁是理”,此“理”指的是道德本体,它是孝悌等道 德情感和行为(事)得以产生的根据。总之,以“理”、“爱之理”、“体”、“未发”等去 理解、界说“仁”,确定其道德本体之地位,从而将儒家仁学由孔孟的道德伦理学提升为道 德哲学,从理论上说,这是程朱对孔孟仁学的一大改造与发展,使儒家仁学进入了一个新的 理论形态。但从实践上说,这种改造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双重的,它增加了儒家仁学的 思辩性,却丢失了孔孟仁学的亲切笃实性;它增加了儒家仁学的理性精神,却又有将合乎情 感需求的孔孟仁学引向“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之禁欲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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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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