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成勇:论张岱年对中国精神建构的历史性贡献

2017-11-06 10:56 来源:《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作者:迟成勇

  【摘要】 张岱年先生以文化问题为逻辑起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着力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原典《周易大传》及中西文化比较中建构中国精神,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解读中华原典《周易大传》,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集中表现。比较中西文化,提倡应积极借鉴西方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合理因素,使其成为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及厚德载物精神彰显了中国精神的传统底蕴;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精神的时代走向。张岱年先生为中国精神建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建构中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张岱年;中国精神;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

  【来源】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8期)

  【作者简介】 迟成勇,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张岱年先生(1909—2004年)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对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对文化问题的研讨。其中,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先生不仅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而且以文化问题为逻辑起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着力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原典《周易大传》及中西文化比较中,致力于中国精神建构。张岱年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精神建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中国精神建构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科学命题。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取向、思维方式及精神品格,具体涵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看,民族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则是民族的载体。中华民族是中国的主体,中国则是中华民族的载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从此意义上讲,中国精神也可称之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可互通。

  迟成勇论张岱年对中国精神建构的历史性贡献从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当时,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围绕“全盘西化论”与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两种对立的文化思潮,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此时,年轻的张岱年先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相继撰写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有关文化方面的论文。其中在1935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9236页。也就是说,一方面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或“文化创造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提出了“创成一种新的文化”的目标指向。张岱年先生认为,每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或国家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中国文化要保持独立性,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殊精神”即“中国的特殊精神”。张岱年先生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说:“一切都是在创造中的,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觉得,中国的特殊精神,也仍是在创造之中。中国的过去文化虽也是这特殊精神之表现,这特殊精神虽已有其具体的显现,然而这特殊精神也是在发展之中。我们不只要不失固有的特殊精神,我们且应加以发展改进,使之以新的姿容表现出来。”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2233页。而“中国的特殊精神”,“使之以新的姿态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创造新的中国精神”。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又说:我们“不一定要执著旧的中国精神,而应从新创造新的中国精神。”“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4261页。既要扬弃“旧的中国精神”,又要“创造新的中国精神”。质言之,“新中国文化的创成”,“创造新的中国精神”,既是中华文化逻辑发展的体现,也是挽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又出现了“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的两股思潮,于是又掀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历史上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一脉相承的。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精神问题或把握时代精神问题。张岱年先生积极参与文化问题和民族精神的讨论,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又不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就论著而言,张岱年相继撰写了如《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及《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等近百篇有关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著论,既深刻地解析了民族精神概念,又阐释了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但不同的著论中,中国精神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中华精神”等。其中在1987年撰写的《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命题,并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1254页。的时代使命。1993年,张岱年先生在《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文中总结道:“近几年来,我多次著论,提出民族精神与中华精神的问题,认为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称为中华精神。”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8页。张岱年先生积极参与文化问题的探讨,其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时代走向,建构中国精神。

  综上所述,文化问题,是张岱年先生自觉建构中国精神的逻辑起点。从文化观看,张岱年先生把三十年代提出的“创造的综合”或“文化创造主义”,发展提升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明确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从称谓看,把“中国精神”又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中华精神”等。总之,建设新的中国文化,建构新的中国精神,是张岱年先生探讨文化问题的基本价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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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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