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隔阂到文明交流互鉴

2017-11-15 09:3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剑

 

  在十九世纪末,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经在《东西方歌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1890)中写道,“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直到天和地跪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看上去仅仅是两句诗而已,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我们今天讲“当东方碰到西方”“哈里碰到萨利”“北京碰到西雅图”,可能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两行诗暗示东方和西方如此迥异,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永远无法融合。

  吉卜林曾经在印度工作多年,作为英国殖民者,他天天都要面对印度人,与他们打交道,因此他的小说和诗歌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描写,而且充满了对东西方关系的思考。吉卜林曾经说:“所有与我们一样的人是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这句话使我们想起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中的“自我”与“他者”。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往往将“我们”视为主体、将“他们”视为客体,从而凸现“我们”的优越感。相对于“他们”,“我们”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更加人性,而对方则是相反。今天再看吉卜林这些思想,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英国殖民思想和帝国思想的根源。

  但是吉卜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顽固不化。《东西方歌谣》的确讲述了一个东西方冲突的故事:印度土匪盗窃英国殖民军队的马匹,骚扰殖民军的军营。但是,在土匪头领和殖民军将领的矛盾和较量中,他们的儿子却成为朋友,甚至肩并肩的兄弟。在诗歌末尾,吉卜林写道,“没有东方,没有西方,没有边界、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只有来自天各一方的两个强者的对峙,面对面站立”。吉卜林诗歌强调了两个人的团结和友谊,这个友谊超越了他们的种族、出生、地域和社会背景。

  “搭桥会”与“拆桥会”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ster)对印度的描写与吉卜林非常不同。在《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1924)中,他讲述了英国老太太莫尔夫人率儿媳妇阿德拉到印度去看望儿子的故事。在这次旅行中,她们深入了解了印度人、印度的古老文化,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老太太的儿子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官员,掌握着地方的大权,决定着这个地方的命运。老太太试图说服儿子要对印度人有仁爱之心,然而儿子却说:“我们来这里是统治的,而不是做慈善的。”

  在小说中,英国殖民当局举行了一个花园聚会,邀请当地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参加,希望能够在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英国人聚在一起交谈,印度人聚在一起交谈,根本没有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这次“搭桥会”(Bridge Party)差不多变成了拆桥会。福斯特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多有批评,他希望殖民当局能够多了解印度文化,多尊重印度文化,但是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这样的意愿。他的小说可以说预见了印度未来的独立。

  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和作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38年到访中国,希望了解正在发生的抗日战争。他们访问了东部前线,了解了中国军队的抗战情况,见证了战地医院中士兵的牺牲,以及难民遭受的巨大苦难。中国文艺界在武汉的一家酒店为他们举行了欢迎酒会,中国作家田汉在酒会上朗读了一首欢迎诗,奥登也朗读了一首《中国士兵》。奥登的诗赞扬了一名为民族自由而牺牲的无名士兵,田汉的诗则将奥登比喻为19世纪的拜伦,意思是拜伦曾经远渡重洋,为希腊的自由而战斗,而在20世纪奥登做了类似的事情,值得称赞。

  然而,这次酒会在奥登和伊舍伍德的“旅行日记”中似乎并不那么令他们兴奋,实际上,他们感到这样的聚会很累。虽然中英双方都很热情,脸上都堆满了笑容,但是酒会没有真正达到交流的效果,有点像福斯特所描写的那次“搭桥会”。“旅行日记”说:“空气中弥漫着中英联合的字眼,但是我们在真正地进行交流吗?我们热情地与主人们说着‘英国’、‘中国’、‘诗歌’、‘文化’、‘莎士比亚’、‘国际理解’、‘萧伯纳’等等,但这些文字的意思仅仅是‘很高兴见到你’。它们仅仅是相互信任的符号,像相互开具的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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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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