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

2017-11-15 17:47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漆侠

  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道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学术上亦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故影响亦最大。其他学派虽然居于次要地位,对宋学的发展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亦都有自己的特色。荆公学派虽属于官学,但这个学派却蕴有浓郁的辩证法思想,并且远远超过了其他学派。因此,本文打算侧重荆公学派的这个特色,看看这个学派(主要是王安石)的辩证法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个学派是怎样以辩证法思想为武器打通了变法革新的实践道路,又怎样通过变法实践推动了辩证法哲学的发展。以最简要的话来说,荆公学派的辩证法思想的时代气息是些什么。

  一、“合变时节”与王安石荆公学派对辩证法的探索

  南宋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注: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一一。)为什么庆历嘉祐年间一些知名的士大夫“常患法之不变”呢?为什么在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在庆历变革失败之后,嘉祐年间士大夫依然要求变法呢?对这些问题,朱熹的回答是:

  新法(指熙宁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指程颢)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注:《朱子语类》卷一三○。)。

  “合变时节”这四个字回答得好。在这个“合变时节”里,究竟要变些什么,也是值得回答的。司马光的一个名叫刘安世的学生,回答这一问题道:

  先生(指刘安世)与仆(马永卿自称)论变法之初,仆曰:“神庙必欲变法何也?”先生曰:“盖有说矣。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学论列。”(注: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

  对宋仁宗末年“委靡不振”的局势,我在50年代写成的《王安石变法》一书曾予以叙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发展下,宋封建统治遭到极其重大的震撼,岌岌可危,引起士大夫们的惴惴不安。正像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注: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卷八二、卷六六、卷六九、卷七十、卷四十一、卷七十、卷三九、卷七四。)中国有句老话:“多难兴邦”。兴邦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宋仁宗庆历嘉祐之世“多难”则是确切无疑的。也正是因为“多难”而才成其为“合变时节”,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一客观形势的产物。王安石以及荆公学派的辩证法思想就根于这个“多难”、“合变时节”的土壤上。

  从历史上看,与“多难”伴随而来的又是“多士”。在“合变时节”的嘉祐年间,作为首善之区的汴京,曾汇集了不少的知名之士——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即所谓的“时代精英”。试看下面的记载:

  先生(指刘安世)曰:金陵(指王安石)在侍从时与老先生(指司马光)极相好。当时《淮南杂说》行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时又有老苏,人以比荀子。但后来为执政,与老先生议论不合耳(注: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

  以这一记载为线索,可以看到,王安石等四个学派创建者在这个“合变时节”都曾到过汴京,并且通过不同途径或方式,表达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这是熙宁变法前夜封建士大夫中不同的政治力量的重要活动。变法过程中的斗争就是在这个“合变时节”中孕育了的,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但文中所说的“当时《淮南杂说》行乎时,天下推尊之”,并因此尊王安石为孟子云云,对王安石执政前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须详加叙述。

  除上述《元城语录》记述外,有关王安石执政前学术思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一是司马光的记载: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所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

  二是陆佃的一段记载:

  [嘉祐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指胡瑗)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注:陆佃:《陶山集》卷一五。)。

  三是王安石婿蔡卞所作《王安石传》中一段评论:

  王氏《杂说》十卷。

  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蔡京(当作卞)为安石传,其略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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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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