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非理性认识的建构

2017-11-15 18:04 来源:《求索》 作者:卢红

  当人类将自身从原始巫魅状态中解放出来之后,便开始放弃那种将自己的生命力简单地比附于外部世界的努力,而将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整体作为自在的存在进行探索。正是这一点,标识出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不过,虽然人类巫术活动内在地包蕴着科学和艺术要素,但这种由互渗思维向理性哲学的过渡又并不是跃迁式、突变式的,它不是在一朝一夕完成的,更不是在某一个人的头脑中内在完成的,而是历经了一个人类认识史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古代非理性认识阶段。

  在我国古代非理性认识活动的构建过程中,虽然贤哲们仍像原始人那样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视作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未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进行知性地划界,但他们的对象性意识却使得古代非理性认识在挣脱朦胧的巫魅状态方面远离了原始人的互渗之悟。寻找万物的始基并分析世界的构成方式,标志出对人来说世界对象性的真正确立和人与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总体的认知关系的真正出现。这种世界对象性意识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本身所包蕴着、并通过特尔菲神托所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所表征着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存在,无不表明古代非理性认识的创造具有对原始非理性认识进行有效超越的基础。可以说,古代非理性认识的这种超越以及这种超越所具有的哲学文化意义就深藏于古贤哲们的非理性思维结构之中。我们不妨从这一结构入手,将我国古代非理性认识的创造区分为以下三个环节。

  一 非理性认识主体思维结构的整体投入

  在古代非理性认识活动中,主体思维结构诸要素常常是协调统一地参与思维过程,人以全部身心去把握对象,调动一切内在方面去体悟对象。这种把握或体悟不仅是一个理智认识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情感体验过程和价值判断过程,是主体知、情、意结构的整体投入。

  西方文化史的古希腊时期,其主流是非理性文化的创造,而这种创造的方式就是主体思维结构的整体投入。但是,最能体现这一方式的却是中国古代的非理性哲学。下面,我们就作为这一文化主体部分的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对古代非理性认识的整体创造机制展开分析。

  儒家重知,但这种“知”又并非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它决不是一种孤零零的纯思,而是内蕴着“情”和“意”因素在内的整体认知过程。儒家历来将认识过程同时又视作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情陶冶过程。道德修养是儒家精神活动的中心所在。孔子的“仁智”统一,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其重心都落在修身养性、正心诚意的道德目标上。可是,在道德体系中,人生意义与价值目标的确立与实现又是一个意志活动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的精神活动与其说是为了认识某个对象,勿宁说是为了寻找对某些道德原则的觉解,并完成对这一觉解的情感体验过程。在这里,道德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过程,表现了知、情、意三方面的有机融合与整体投入。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的,孔子对“仁”的把握就充分展现了主体思维结构上的整体性。这种知、情、意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基本上规定了后来儒家一系列的思维发展走向和态势。宋明理学即是对这一思维模式的循依。程颐有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朱熹也说:“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涵养中自有穷理功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语类》卷九)“穷理”、“致知”是追求知识的活动,“用敬”、“涵养”却是道德修养的工夫,属意志活动的过程。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包容、相互渗透,认知活动与意志活动是完全统一的。在思维主体这一精神运作之中,理学家同样也主张情感因素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似乎又受着道家和玄学家“无情”之说的影响,拈出圣人“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明道文集》卷三)之命题来。所谓“无情”,不是说思维主体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没有情感活动,而是说“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明道文集》卷三)圣人有喜怒,说明他有情感活动,但其喜怒不系于个人利害而能顺万物之情,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是“无情”(见高晨阳《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方式》,载《文史哲》1991年第3期,第37~44页)。 这一精神活动既是对精神境界追求的意志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情感过程,或说把情感过程纳入意志之中,即“以理化情”的过程。理学家的具体说法与先秦孔子略有差异,但知、情、意融为一体而作用于非理性思维过程却毫无二致。

  道家所关注的也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在理论形态上不是建立在道德感的根基上,而是表现为对道德原则与道德生活的超越,以成就“真人”、“至人”为价值目标与归宿。因此,道家对对象世界的把握,虽然具有追求某种知识的认知活动意义,却更是一种情感体验或审美活动。或者说,这种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其间既蕴含着非理性的、感性的因素,也有意志与认知因素的存在。

  在“知”的层面上,道家反对追求具体的知识。他们以自然之道作为主体把握的对象,通过对大道的体认或体验工夫,获得一种人生智慧,达至一种自然无为的混沌境界。这种对道的悟解,尽管与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方式不同,它本身即有直悟的意义,染有神秘体验的性质,但它也是调动主体内在认知能力对对象把握的一种世界本体悟解意义上的认知活动,具有宽泛意义上的认识论意蕴。所以,老子的“涤除玄览”,以绝对“虚静”之心去“观复”即观照自然的变幻,以及庄子的由“守”及“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工夫,渐次而能“朝彻”、“见独”(《庄子·大宗师》),无不在认识论层面上标示出了悟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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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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