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

2017-11-15 18:08 来源:《周易研究》 作者:陈来

  郭店竹简发表之后,其中的《缁衣》等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在战国楚地流行的文献文本,不一定是楚国或楚地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有许多是传自中原的。如战国中期齐国的文化最为发达,诸子百家都在齐国寻求自己的发言权,楚地所流行的文献,应当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从齐国流传到楚地的。这一事实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马王堆帛书易传各篇的相关问题。事实上马王堆帛书易传发表后,虽然颇被认为是“南方易学家的著述”,(注:张岱年先生说“帛书易传是南方易学家的著述”,见其文《初观帛书〈系辞〉》,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页3。)但也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其他推测。如有的先生认为, “楚地帛书本《周易》经传文,多半来自齐学”。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帛书易传都是“鲁学一派所传”。[1]我的看法是, 《要》篇等记述孔子与子贡等门人的对话,不可能是南方易学的作品;马王堆帛书易传可能大部分传自齐国,但是传自齐国的文献,不一定在性质上属于“齐学”,也可属于其他学派;而把马王堆易说各篇都说成是来自鲁学,也未必尽然。简言之,我以为帛书所见的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应有三个主要流派,这三派不一定同时,可能发展有先后。三派在解易、学易方面的宗旨互有不同,即鲁儒易学、齐儒易学、楚儒易学,这在帛书易传中都有表现。

  一、尊德义——帛书《要》

  我把马王堆帛书中解释《周易》的《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概称为帛书易传。帛书易传释文发表后,《要》篇中记述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的问答,特别引起注意。由于这一段对话与《论语》“五十以学”一段有关,涉及到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孔子与易学的关系,所以其备受重视是很自然的。

  其实,孔子与子贡的这些对话,更提出了一个儒家解易宗旨为何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段对话: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蘩)。”(注:据陈松长释文所作“蔡”字,池田知久《要》篇释文则作“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据子贡说,孔子以前主张:“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子贡的问题是,既然孔子以前认为德行丧失者才趋于神灵信仰,智慧缺乏者才反复寻求卜筮。那么现在老而喜好《周易》,这不是很难理解的吗?孔子的回答是,《尚书》多有阙失,只有《周易》是完整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古人的遗言,所以我对周易的兴趣,并不是求其卜筮之用,而是乐其古之言辞。

  《要》篇“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提法,与《系辞》的提法适成对比,《系辞》的主张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系辞》是既注重“玩其辞”,又注重“玩其占”,文辞和占筮并重。而《要》则只关注“乐其辞”,而无视占筮。这显然是与《系辞》的一大不同。

  《要》篇不仅提出了“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学易宗旨,而且进一步发挥了尊德以知易的宗旨。《要》篇前七行缺字甚多,不可读。第八行有云:“若夫祝巫卜筮……巫之师……无德则不能知易,故君子尊之。”根据后文孔子所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可知,这里也应是孔子的话,认为史巫不达于德,而无德则不能知易,所以君子尊德义。这里所谓“故君子尊之”,指的就是尊德、尊德义。郭店竹简中有一篇即倡导“尊德义”。“无德则不能知易”这个命题把“德”看作是知易的根本。这就是说,从孔子的观点来看,君子学易,不仅是要“乐其辞”,在如何乐其辞的方面,更要以“尊德义”为中心。

  在《要》篇中,是以德义为本,而轻忽卜筮的,对此,有一段较长的对话: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罕),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照孔子这里所说,他区分了巫、史、儒(君子)三者。“巫”的特点是幽赞而不达于数,赞即祝也。指只知道祝祷而不了解天道变化的数度。这可以巫所操作的龟卜为代表。“史”的特点是明数而不达乎德,即明了宇宙变化的度数,但不能达到道德的境界。这可以史卜之官的蓍占为代表。(注:按《礼记·郊特牲》云:“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与《要》所说“数而不达于德谓之史”意略同。唯《礼记》所言“数”乃指礼之度数。)“儒”,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君子,其特点是达乎德。显然,在孔子的理解中,儒是代表比巫祝、史卜更高的人格和智慧。

  其次孔子说明他在学易方面与祝卜的不同,他强调,“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这里的“德”或“德义”,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一般多理解为“卦之德”“卦之义”,即注重与象数相对的卦义,这显然是受了《系辞》的影响。我自己也曾提出:“《要》篇的德义有双重意义,即一方面指‘蓍之德’、‘卦德’、‘六爻之义’(《系辞》),重在以易之话语——辞发明义理,求宇宙万物变化之理。另一方面,指‘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说卦》),以发展和完善人的德性人格,如果说《系辞》重在前者,那么《要》则更强调后者。”[2]其实, 应当说《要》篇所说的“德义”“德”就是指道德、德性,这从《要》篇本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其所说“观其德义”“达乎德”就是要落实为仁知而义行之。孔子又说,“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强调儒者以德行求福而很少祭祀,以仁义求吉而很少卜筮,可见这里所说的“求其德”就是指仁义德行。

  《要》篇中有些段落是错简、误抄,由他篇窜入的,这一点我曾有过讨论。[3]故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应是《要》篇的主要内容。 据此可知,《要》篇的学易之道是“求其德”的德行派,这种学易的学风应当是鲁国儒学的特点。据《史记》,孔子传易给商瞿,而商瞿是鲁人,所以《要》篇有可能是出于鲁儒商瞿一派之手。十翼中的《大象》完全以卦辞申发道德教训,《文言》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以成德为行”,亦与《要》篇宗旨相同,也属于德义派。李镜池曾经提出,《象》的作者应是北方儒者,郭沫若也同意此说,认为“《象传》全体显明地带着北方的色彩,而且明白地受着《论语》的影响的地方很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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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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