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

——墨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17-11-15 18:15 来源:《文史哲》 作者:曾繁仁

  内容提要:在经过历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墨学在20世纪的复活再生,走过了四个阶段的历史行程。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与整理,民初至五四时期:《墨子》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诠释,30至60年代:墨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与成就,80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重新启动与深化。墨学命运的大起大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沉浮变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集中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伟大平民思想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站在弱小国家立场上提出反战非攻理论的伟大军事家,还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东亚的伟大科学家。这三个“第一”,既决定了墨学的历史价值,也决定了它的当代和未来价值。

  关键词:墨学复兴/儒学陆沉/平民立场

 

  墨学的“现代复活”,重新成为“显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至为重大的事件。回顾一个世纪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挖掘其中所积淀的丰厚文化珍藏,对于墨学的跨世纪发展十分必要。在湮灭了2000年之后重新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显学”之一,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了墨子的理论与主张一定“有当而不可易者也”,也说明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一定产生了对这些理论与主张的巨大需要。因此,回顾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除了有学术史自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对墨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所作出的历史说明。这就是墨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21世纪初叶的墨学向何处去?如何向纵深挺进?这也是思想史界、特别是广大墨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谈一点概括性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海内外宿学鸿儒有以教我。

  墨学研究的世纪回眸

  一种在先前兴盛一时的学说,在经过历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又重见天日,在西方仅有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这就是所谓“文艺复兴”;在中国也仅有梁启超所说的墨学的“现代复活”。

  墨子生当战国之初,其弟子徒属至战国时代终结前夕,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世之显学,儒墨也”(注:《韩非子·显学》。),“孔子墨翟二氏,……从属弥丰,充满天下”(注:《吕氏春秋·当染》。)。从孟子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话来判断(注:《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墨这两大“显学”的角逐对抗中,墨学似还略占优势。但是,随着战国的终结,墨学突然从“显学”沦为“绝学”,从呼啸澎湃的思想洪流顿变为不绝如缕的山涧小溪。在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重重挤压之下,墨学几近失传。但时来运转,墨学却在20世纪大放异彩,被学界惊呼为“墨学的复活”!墨学从中古时代的几近失传到20世纪的复活再生,再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高潮迭起,其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与整理

  所谓《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这里主要是指:在充分认识《墨子》一书巨大思想价值的前提下,对该书所进行的校注和识读,校墨、注墨、读墨和解墨,从清中叶开始,好像突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就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儒学独断地位的削弱,是《墨子》文本重获世人注意的历史前提。以“非儒”著称的墨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施之后销声匿迹,实在是势所必至。后来,当《孟子》成为“四书”之一,被朝廷规定为科举致仕的标准教本而为读书识字者朝夕诵习时,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墨子(注:《孟子·滕文公下》。),几近陷入万劫不复、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局面在明代有了很大改观,明末,大胆的李贽竟然敢于斥孟崇墨。这与当时在新的经济因素背景之下出现的新的文化思潮、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这一时期出现的“六经皆史”等议论有极大关系。把经学还原为史学、把儒学还原为子学倾向在明代的出现,说明传统意识形态内部,正处于变革的前夜。而继之而来的有清三百年,学术文化领域的总趋势,是儒学的逐步陆沉与边缘化,子学渐渐走向繁盛,而墨子则从历史深处的漫漫长夜中浮出地面。到了明清,这一趋势更加强化和明朗,这就是前贤所指出的:“清代末造,异族交侵,有识者渐谂儒术不足以拯危亡,乃转而游心于诸子群言与夫西方学术,墨子由晦而稍显,时使然也。”(注:王焕镳:《墨子校释商兑·前言》,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在墨子文本的发现与整理史上,明末清初的傅山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他的《墨经·大取篇释义》,开后来乾嘉子学研究的先河,也为四百年来的《墨辩》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墨学研究的真正复兴,开始于乾嘉盛世。被称为“名教罪人”的“墨者汪中”,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墨学史上全面校勘《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校陆稳刊本墨子》惜已失传。虽然如此,但其历史价值依然不可忽视:汪中不仅是整理《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也是针对孟子对墨子的诋毁,试图为墨子全面“翻案”的第一人。他对墨学的高度推许,在当时不可不谓石破天惊之论。汪中之后或同时,系统为《墨子》作注的是当时的大儒、《续资治通鉴》的作者毕沅及其助手卢文弨、孙星衍等人。毕沅的《墨子校注》十六卷是留传下来的最早的《墨子》注本。在疏通全书疑难字句之外,毕沅为最终顺利解读《墨辩》作出的一个决定性贡献是:发现了《墨辩》原始文本的写法,从而推动了对《墨辩》错简的整理。在《墨子》错简的整理上,苏时学的《墨子刊误》一书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书“正讹误,改错简”,使《墨子》书中许多疑滞之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还使中国学者能够首次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重新审视墨学。邹伯奇的贡献就是一例。他在1845年撰写的《学计一得》中明确指出:“《墨子·经上》云‘圆,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圆面惟一心,圆界距心皆等之意。”此类发现不仅是墨学研究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而且对后来墨家自然科学内容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整理、校注《墨子》文本的集大成之作,则是晚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孙氏此书的衡估最为得当:“孙仲容(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俞荫甫(樾)序之。谓其‘……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诚哉然也!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宏括,尤为后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 ~360页。)孙诒让自己说,“先秦诸子之伪舛不可读, 未有甚于”《墨子》书者。而他“覃思十年,略通其谊;凡所发正,咸具于注。世有成学治古文者,倘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厘然复其旧观”(注:《墨子间诂·序》,见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可以说,经过150 多年的努力,在孙诒让手中,被尘埋了近2000年的《墨子》文本的本来面目已基本上“厘然复其旧观”、“尽还旧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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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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