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制天命”说新解

2017-11-15 18:16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韩德民

  春秋之后,言命之论始畅。墨子非命,孔子知命,孟子立命,老子复命,庄子安命,至于荀子,乃倡言制命。诸子论命之旨百端歧出,而究其根源大本,则无不关联于西周宗教神学之诸观念。周人言命,无不与天与帝相依连。早期人们相信,自身生存状况及自身内在品性,皆天之所敕命。此点征诸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历史,皆无例外。周初天命观念最重要者,首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之说。“靡常”意味着“天”并非无条件地预先确定孰人应永居王者之位,而是依生民修德之不同,时降新命。这样的认识,显然有促使主体努力上进、进德修业而自己确定自己之未来的意义。由此而有周人所谓“忧患意识”的诞生。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世事剧变,社会现实投影为人们观念意识领域内的变化,则是对天命与人德间关系的确信渐形消解。比如:“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浩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诗经·小雅·雨无正》)还有:“昊天不庸,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小雅·节南山》)《诗经》等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反映当时人对天意迷惑不解以至愤恨埋怨的材料。荀子“制天命”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史背景中诞生的。

  理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需要与其“不求知天”的观念相联系。对主体之“为”之“学”之“化”之“起”的讴歌强调,不意味着无视自然客观世界的特有规律。“不求知天”意味着的,是要划分主体界之应然与客体领域之当然的界限。研究者往往宥于单纯认识论的理解模式,宣称这种“不求知天”的说法表明,对那些在当时较低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条件下,人类还没有能力作出正确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荀子倾向于采取一种慎重的态度,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并称其对于“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此后凡引该书只注篇名)的否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注:可参看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其实,荀子立论角度强调的不是能否的问题,而是意义价值的问题。“不求知天”强调的,不是对暂时没有能力认识的对象领域持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是否专注致力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人群祸福的主体自身作为的问题。“不求”不一定意味着不能,而是说不应把主要精力浪费在用处意义不大的事情上。结合前后文,则“不求知天”的此种意旨十分清楚。前文首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然后分别阐明诸如“天职”、“天功”、“天情”等等属于“天”的职分范畴,并分别针对这些关于“天”的不同内容,提出主体应“不与天争职”、“不求知天”、“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全其天功”,只有这样,才是“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天论》中另一段话对此说得更加明白:“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荀子对名辩思潮的痛斥同样是从此种角度出发的:“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修身》)“言无用而辨,辨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非十二子》)“不求知天”不是反对认识自然对象世界,而恰恰是要尊重自然世界的规律,是不能用主体世界的应然去取代吞并客体对象世界的当然。“不求知天”不是不明白或不承认“天”的存在的作用,而是说天与人各有其职分,各有其作用范围,意识到这种作用范围,以自己能够恰当地发挥作用的方式奋发进取,就能够造成好的绩效。“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人之“所为”,是与“天有其时,地有其财”相并立的“人有其治”,人治即人的认识与改造自然、化性起伪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自然力所不具备的:“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礼论》)自然大化自有其规律,人的伟大,人的有为,不在于去做那些超出自己职分范围的事,不在于去寻觅打探那些与人的在世生产生存无关的怪力乱神稀奇古怪,也不在于去羡慕、干涉天地自然的运化周转的本有的规律,而在于为自己所当为,同时也是天地所不能为。正是依靠这种特殊的人之能为,人才拥有可与天地相并列为参的崇高尊严。

  “天人之分”的思想内在地包含着“顺天”的内容,在表达“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善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天论》)的自信的同时,在坚信天意不能主宰人事的同时,荀子清醒地意识到,人毕竟来自自然,也处身自然之中,他可以不究心于那些无关于人事的自然事实,可以不为怪力乱神星坠木鸣所惑,但他的对于自然的征服改造,他的控制客体对象使其为自我生存所用的努力,如果不注意适应自然界的规律,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王制》)农业生产是荀子时代最重要的物质实践形式,这种人类根本生存系于兹的实践活动,必须依据四时之节气变化作出合适的安排。《正名》中说:“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这里所谓的理不完全只是人伦之理,也包含着自然对象之理的内容。“不失其时”就是要尊重四季本有的一套程序一套规律。这种对于当时社会而言是根本性的经验,对思想家们影响至深,荀子也不例外。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人合一”观念,就与这种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节奏紧密相关。荀子倡“天人相分”,强调的是主体所应具备的一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清醒理性意识,而就具体实际操作言,则还是要落实到对于对象世界的经验性的了解把握。《不苟》篇谓:“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王先谦《集解》释此语曰:“人所以顺命如此者,由慎其独所致也。……独者,人之所不见也;慎者,诚也;诚者,实也。心不笃实则所谓独者不可见。顺命谓顺天地四时之命,言化工默运,自然而极其诚,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命”由于和“独”和“诚”紧密相联,很难说就意味着单纯的外在客体必然,但它确乎包含着这种性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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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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