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2017-11-15 18:16 来源:《江淮论坛》 作者:夏清瑕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

  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

  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经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发展成两种趋势:一是空守章句师说。《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劝以官禄,迄于无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也。”这种唯利是图的空守章句师说之风至东汉变本加厉,学者各持家说,而守文之徒,滞于所禀,排斥异己,互为诡激,致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烦琐之迂阔愈盛。另一趋势是儒家经说与阴阳五行灾异、谶纬相结合,使经学成为神学。自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一时经学家从风而靡。《易》,《书》,《诗》,《礼》等儒家经典皆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东汉后期,一些文人学士针对经学之弊,开始清理和简化儒经的注释,并从学理入手以道家天道自然来批驳、修正神学目的论。例如,王充在《物势篇》中针对经学神学者所言“天地故生人”一论,王充即以“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的自然之道解之。而马融等则在行动上背离了儒家纲常名教,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离经叛教的倾向。《后汉书·马融传》云:“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更进一步增加了进步士人对名教所固有的虚伪性的认识。以李膺为首的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注:《后汉书·李膺传》。),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以清议来维护名教。然而一贯标以以名教治国的汉家统治者却以破坏名教为罪名,对这一批真诚维护名教的党人进行无情的打击。相续二十多年之党锢之祸,益增知识分子关于儒家之名教的感戚。何为真正的名教?是统治者用以镇压异己的杀人工具,还是规范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合理秩序?名教是对人的制约和干预,还是顺从人性的规范整合?王弼援道入儒,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确立了儒学(名教)为末,道学(自然)为本,从而将儒家的纲常名教纳入“自然”之轨。为克服名教的异化,防止其成为压制人的无理性的暴力工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王弼、何晏“名教本于自然”的贵无论并没有否定名教,只是在规范名教的基础上为魏晋玄学提供哲学理据的话,开始之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可以成为整个魏晋玄风的真正代表。阮籍、嵇康等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站在自然的立场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嵇康明言:“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注:《嵇中散集》卷七,《难自然好学论》。)阮籍也言:“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大地之所以驭者也。”(注:《阮嗣宗集·达庄论》。)在阮籍、嵇康看来,人性人情本身即是自然和谐的,纲常名教却压抑了人的天性,破坏了和谐。因此,同王弼不同,他们不是根据现象的共性来探求自然之理,而是依据自我意识的个性来探询自然之理。这一以自我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对权威和习俗的反叛。主体自觉从而成为魏晋人文精神的落脚之点。

  需要指出的是,“名教本于自然”向“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理论转向,外在的政治因素远大于内在的逻辑演变。魏晋禅代,权力交替,政治动荡,司马氏家族虽标以名教,却极力诛夷名族,宠树异己,士大夫时常性命难保,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注:《晋书·阮籍传》。)在此,名教已成为当权者迫害异己的工具。阮籍、嵇康等名士不满于司马氏的装腔作势,以种种放诞的行为“非汤武”、“薄周孔”,作无声的抵抗。

  以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为文人雅士发挥个性提供了空间。无论是任情是违理是狂放甚至是乖戾,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性情真血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切皆以个人精神自由为最高准则。

  王子猷雪夜造访戴安道,经宿方至,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乘性而行,兴尽而归,何必见哉?”(注:《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恽衣,诸君何为入我恽中!”(注:《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和刘伶的行为放达近乎荒诞。然而,在他们那里,自我在率性中得到了精神满足,突显主体的绝对自由。

  魏晋玄风发展到元康之时,随着司马氏政权和士族大家族关系的逐步改善,自然与名教的冲突已转变为家族伦理关系中自然和繁文缛节的冲突。阮瞻、王澄等元康名士虽也放荡越礼,“去巾帧,脱衣服”(注:《世说新语·德行》。),但对嵇康等的“非汤武、薄周孔”已不大感兴趣。《世说新语·任诞》言:“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姿而已。”从乐广之言可知,元康名士的放达多走向形式主义,不复有竹林名士的血性和率真。同时,名教和自然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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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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