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理气之辩”的重光

2017-11-15 18:17 来源:《中州学刊》 作者:郁振华

  内容提要:理气之辩是宋明理学在天道观上的重要争论,但在近代却一度沉寂。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应时代召唤,哲学家们对理气之辩重新燃起了热情。在此问题上,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主要的思想倾向,即马克思主义、清华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之间构成了积极的对话关系,哲学家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理气、理事(物)等问题作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新一轮的理气之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清华学派/新儒学/理/气

 

  一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于复兴天道观上的理气之辩最具理论自觉性的莫过于清华学派的冯友兰、金岳霖了,他们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现代逻辑的理论成就,对理气之辩作了新的阐释,使之获得了全新的形式和内容,激活了传统,又将传统引向了深入。

  冯友兰自称其新理学是“接着”而不是“照着”理学讲的。实际的情形是,他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哲学,来阐释宋明理学中程朱一系的思想,在使理学的基本精神得以重光的同时,又竭力清除理学中纠缠于实际的“拖泥带水”的成分,以纯化理学,使之朝形式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

  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是经得起维也纳学派之批评的真正的形上学,它始于对实际的事物分析。通过对实际存在的事物作形式的逻辑的分析,冯友兰指出,凡实际存在的事物皆有两所依,即其所依照,及其所依据,其所依照的是理,其所依据的是气。

  所谓理,即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冯友兰认为,无论是某种事物还是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都有其客观实在性,当然,某种事物之有和其理之有之间有本质的差异。“有某种事物之有,新理学谓之实际底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新理学谓之真际底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前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存。”(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49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处所谓“现代西洋哲学”指的是新实在论的哲学,特别是美国新实在论者蒙太古(W.P.Montague)的“潜存的实在论”。新实在论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实在论的思想,不仅承认个别事物的实在性, 而且主张共相的实在性, 认为个别事物存在(exist)于时空之中,共相独立于个别事物而潜存(subsist),不在时空中与个别事物并肩存在(注:参阅《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15—1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理”就是蒙太古的“共相”。冯友兰认为,程朱理学是有见于具体事物与理的分别的,他们用形上、形下来界分理、事(物),由此发现了一个超乎形象、洁净空阔的理世界。但是,由于旧理学没有直接受过名家的洗礼,在逻辑方面没有经过严格地训练,所以,有时也会视理为“如有物焉”,即将只能真际地有(潜存)的理混同于实际地有的(存在)的事物,在新理学看来,这种混淆类型差别的错误是必须避免的。

  当然,从内容上说,冯友兰用共相来解释理是否符合宋儒的本义,是可以讨论的。当年,张东荪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不同意冯友兰的解释,在他看来,中国的理是指条理、秩序,而理与礼通,“礼字表示社会秩序,即所谓伦常。人事上的秩序是谓人伦,将此种秩序性使之普遍化,遂成所谓条理。故理学始终是指纹理分界条辨而言。所以便是秩序之意。”(注:《理性与民主》第83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理是和自《易经》以来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有机的宇宙观相联系的。按此,张东荪指出,宋儒所说之理与柏拉图等人所说的共相虽未尝无相似之处,但其相似之处究较相异之处为少,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共相总是一片一片的,相互独立的,而讲条理则必须讲共相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作为统一的宇宙的界纹,“宋儒之理总不失为一个”,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因此,他认为冯友兰把理解释为共相,实失之比附不当。

  其实,冯友兰未尝不知宋儒以秩序为理,但他关注的不是具体事物之间的秩序,而是秩序之所以为秩序者,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指责程朱对于抽象尚无完全的了解,而未免著于形象。如果说用共相来注释理有失程朱本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冯友兰本来就没有“照着注”对程朱的意思,他的兴趣毋宁在于“接着说”。新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创作,其用心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用共相来解释理,当然和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观迥异其趣,用理、气等逻辑范畴对世界作一番思辨的构造,也有其理论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对其以共相释理的真正关切具一种同情的了解,将发现其“理”的积极意义是不能抹杀的。第一,试图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即“中国到自由之路”奠定本体论的基础。在《新事论》中,他指出,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古今之异,实为各种社会类型之间的差异,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我们向西方学习,就是要学其共相、本质,通过工业化的道路,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古今中西之争,在冯友兰看来,根本上就是如何处理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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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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