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

2017-11-22 15:04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作者:张玉能

  Postmodernism and Response to Practice Aesthetics ZHANG Yu-neng (College 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作者简介:张玉能(194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论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面对后现代主义美学的“重写现代性”所倡导的消解理性、主体性及其意义异延论(解构美学),社会差异论(生存美学),语言游戏论(解释学美学),非主体可能论(崇高美学),实践美学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出发,力图建构起人文理性、多维主体性、自由个性性,回应西方后现代美学的不确定性、多元化、非人化、语言学转向等问题和趋向,开辟新世纪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Facing the ′rewriting modernity' opinions of postmodernismaesthetics which includes the dislodgement of reason,subjectivity,the meaning difference theory,social discrepancy theory,languagegames theory and insubject possibility theory and so on,practiceaesthetics tries to build up humanities reason,multiple subjectivity,free individuality to response the uncertainty,inhumanization,multi-aspects and the turn of linguistics of western postmodernismaesthetics and tries to open up a broad road for the new century'saesthetics.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实践美学/意义异延论/社会差异论/语言游戏论/非主体可能论/人文理性/多维主体性/自由个体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基和标志于19世纪中期诞生,恰逢西方整个哲学和美学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潮流汹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1](p13)。启蒙美学的总结者之一的康德曾经从这种形而上学的重建和消解的双重立场上,对美和崇高(审美判断)作了四个契机的分析,实际上是肯定了审美判断的具有某种消解特征的非功利性本质、普遍有效性、主观合目的、主观必然性,但同时也引起了19世纪中期西方现代美学的反思,走向了对立的否定性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深度确定意义追寻,实质上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为了彻底反对形而上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走上了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深度意义确定性追寻的不归之路,从而形成了针对启蒙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反思和重写现代性的思想历程。这个思路历程可以大致归纳为:从质上看,本质论→意义论→意义异延论;从量上看,普遍有效论→历史差异论→社会差异论;从关系上看,主观合目的论→符号形式论→语言游戏论;从模态上看,主观必然论→主观偶然论→非主体可能论;并且彻底地消解了从启蒙美学到现代美学的现代性:理性/非理性,主体性/非主体性,个体性/无个体性,陷入了极度不确定的悬浮状态。而与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几乎同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即以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论,实践价值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理论,由于其哲学基础的科学性、动态性,开放性,从19世纪中期以来经历了艰难曲折和错误挫折,今天与后现代主义美学相遭遇于世界和中国,必然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提问,即不确定性、多元化、非人化,语言学转向等具体问题,以敞开一条新世纪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实践美学与解构美学

  按照美国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理查德·罗蒂的说法,解构主义的运动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获得了自我意识。但在回顾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通常追溯到1966年。这一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一次结构主义大会上,宣读了题为“人文科学论说中的结构、符号和表演”的论文。这篇论文标志着与结构主义前提的明确决裂,因此很快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出现的标志[2](p95)。解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的纲领,而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俩却没建立一个文学批评学派。没有第三个源泉,即保罗·德曼的著作,就很难想象这个学派的存在[2](p96)。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了开始于尼采而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海德格尔称为“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或“存在——神学”的东西,德里达称为“出现(一译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辑中心主义”(或偶尔也称为“男性中心主义”)。德里达重申了海德格尔关于这种形而上学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的主张。他们都看到了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对于所有生活和思想领域(包括文学批评)的腐蚀作用。因此德里达同海德格尔完全一致地认为,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要摆脱这种二元对立,摆脱由这种二元对立构成的理智和文化生活形式[2](p106)。德里达认为,对于坚持这种直接性期望的逻辑中心论的哲学家来说,“单义性乃是语言的本质,或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的目标。没有任何哲学放弃过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哲学。”成功地摆脱这种逻辑中心主义传统,就是要以某种放弃这种理想的方式来从事阅读和写作。德里达对哲学文本的阅读方式表明,我们也可以用一种类似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但这种阅读方式所揭示的不是新批评所要求的“有机整体”,而是正好相反的东西:一个无穷的自我解决、自我背叛、自我颠倒的过程。德曼对德里达的利用是解构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事件[2](p105-106)。罗蒂大致上对解构主义从哲学到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主要实质和特征作了准确的概括。因此,我们可以说,解构美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颠覆语言的单义性、确定性来消解传统美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认定,审美和艺术是没有确定的所谓“本质”,它们的语言符号形式——文本也是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的。

  从德里达的一些关键术语,我们即可见解构美学的主要宗旨,我们称之为意义异延论。德里达把西方哲学传统称作“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宣布他的解构理论,就是要颠覆这一把目光盯住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在场的形而上学”[3](p402)。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术语中最有名的是“异延”(differance)。异延的概念用于阅读,意味着意义总是处在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而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除此以外,“异延”还有从它的拉丁文词源中生发出来的“播撒”一义。据他本人的解释,“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不传达任何意义,相反永远是在无止无休地互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和重复性,从而雄辩地证明,每一种意义的产生,都是差异和延宕的结果[3](p406)。德里达把符号看成是一种“踪迹”,因为符号关系是在与别的符号相对立和相比较中显出意义,别的符号也就有助于界定它的意义,在它上面留下它们的踪迹。这样文本就不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封闭的单元,任何作品的文本都与别的文本互相交织,“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所有的文学都是“互为文本”的[3](p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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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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