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世界与关系世界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与巴赫金狂欢化思想比较

2017-11-23 15:51 来源:《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作者:梅兰

  Objective World and Connective World ——A Contrast between Schiller's the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Bahtin's revelry theory MEI La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内容提要:通过对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指出,虽然二者有着共同的人性乌托邦色彩,但它们基于的哲学观念是很不相同的,席勒的是康德哲学,而巴赫金的则是宗教哲学。因此,他们所期许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不同的,前者,人生活在对象世界中,试图通过审美最终把握对象,克服对象;而后者,人时时步入一种关系世界,寻求第二个世界,但也不排斥对象的世界,这是一种更符合人性的乌托邦。

  Through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schiller's the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Bahtin's revelry theory,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ough both the two theories derived from the utopia theory,they have totally different philosophic bases and therefore expect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surrounding world.Schiller's theory have Kent's idea as its bases and believes that people live in the world and manage to grasp and conquer the objective world through aesthetic while Bahtin's theory is religious and it emphasizes that though people step into the connective world every now and then,they do not reject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thus it is more humane.

  关键词:对象世界/关系世界/席勒/巴赫金/objective world/Connective world/Schiller/Bahtin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可以说是美学史上划时代的理论著作,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1]席勒的这部著作中把美的作用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赋予美以弥合人性本身的分裂、国家和个人的分裂的重要作用,有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他联系拉伯雷的《巨人传》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它们的狂欢节世界感受基础(也可以说是诙谐文化)和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狂欢化世界感受也有着其突出的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和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更为深刻的不同之处,前者在于它们共同的审美乌托邦色彩(或者说人性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者则源于二者不同的哲学基础。正如18世纪的所有美学,席勒的美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哲学思考基础上的,主要是康德的哲学;而巴赫金的哲学基础要更广泛一些,有德国哲学的影响,也有宗教哲学的,后者正是我们这篇论文想着重指出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巴赫金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而深刻的注意,比如他的狂欢化思想,似乎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处找到理论上的呼应,但其实,狂欢化思想和巴赫金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他的宗教倾向)也值得关注。这里主要不是一种明显的神学上的理论传承,而是越过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的思想上的和宗教的联系,所以称之为宗教倾向。狂欢化理论想建立的这个世界可以称为关系世界,以区别于席勒的对象的世界。

  1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

  18世纪的一个特点是,哲学不是去反映和描绘生活,而是信仰理性思维的自发的独创,建立在康德哲学基础上的席勒美学也有着相似的对理性思维的自信和推崇。在审美教育思想中,席勒虽然是从当时的社会性格的危机本身出发,但还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人性本身的结构分析上,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本身有能力扬弃自身的矛盾,创造出一个审美状态,保证人性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理性状态。为此,席勒分别从当时的现实和人性本身的抽象结构两方面出发,论证审美教育的可行性。

  席勒首先从当时德国的现实出发,对时代进行了批评,席勒认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把它的自然国家改造为道德国家,成熟的民族来自成熟的个人,即从自然性格转化为道德性格的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产生第三种性格,“它开辟了从纯粹力量统治过度到法则的统治的道路,它不会阻碍道德性格的发展,反而会充当不可见的道德性的感性保证”[2]。它像一个支柱,使社会能从自然状态转化为道德状态的同时,不会产生观念和物质的分裂,保护人的生存。而当时,“时代精神在乖戾和粗野之间,在非自然和纯自然之间,在迷信和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摇摆不定”[2],时代的性格说明了人的危机,文化本身给人性带来了创伤,如人的碎片化,国家和个人的触目惊心的矛盾等(统治者“把人类混同于纯属知行的恶劣制品,最后他就使人类从眼前完全消失了”[2],而被统治者则冷淡地接受法律)。在席勒看来,国家要建立在一种更好的人性基础之上,“政治方面的一切改善都应该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2],但人性的进步不是那么容易的,摆脱自然状态和粗野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除此以外,人们还面临着自由的非正当运动由此导致的对个体的奴役;而对自由的恐惧则往往驱使人们或者陷入人性的软弱,处于一种被习俗奴役的状态,或者逃向自然状态的野蛮,最后只能由盲目的强力来收拾残局。理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面对这种盲目的力量,席勒因此呼吁,“你要敢于成为有智慧的人”,“经过心灵而通向头脑的道路必须打通”,“如果真理要在与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么它本身必须先变成力量,并在现象世界中提出一种冲动充当代理人”。[2]人们必须寻找一种使人性高尚化的工具,美的艺术就是国家所没有的工具,人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问题是,席勒认为,当时的审美文化是以牺牲性格的力量为代价而换来的,美和自由相互躲避,因此,必须提出一个美的纯粹理性概念,换句话说就是,美必须作为人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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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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