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荣:经典与诠释

——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2017-11-28 22: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潘德荣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 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 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 ”。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对于我们构建 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经典/诠释

 

  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诠释学的构建问题。有论者认为,中国特色的诠释学就是 训诂学。(注: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9页。)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忽略了“诠释”与“诠释学”的区别。训诂 乃是对文字本文的具体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很难称为“训诂学”。在西方,中世纪 注释经典的方法已是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即便如此,这种解释体系也只被称为“注经学” (l’exegese),而不是“诠释学”(Hermeneutik)。现代西方哲学中使用的Hermeneutik或He rmeneutics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及其本体论根据的理论体 系,而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解释或解释的方法。准此,我们即便承认中国有“训诂学”, 也不能将之视同“诠释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现在应当“创建中国诠释学” (注:

  汤一介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1998年3月)与《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两文中也提出了“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顺便提一

  下,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中,作者认为“‘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现在J.丹豪色的著作中”。此语恐有误。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亚里士多德是首次使用这个词的人,“PerìHermeneias”(诠释篇)是其《工具论》的一部分。据伽达默尔称,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诠释学概念的,则是笛卡儿的《谈谈方法》(1637年)和《关于第一哲学的沉思》(1641年)。丹豪色在1665年发表了《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学解释方法》(Hermeneutia Sacrasive Methodus Exponendarum Sacrarum Litterarum)一书,所以,确切地说,丹豪色是首次将“诠释学”一词应用于著作标题的人。)。

  在中国解经史上,学者们一向注重的是对经典的具体解释,而很少对解释的方法进行归纳 总结。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解释的方法论的学者,他的诠释思想至今仍有 很大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朱熹诠释思想的梳理,昭示中国诠释传统在理解与解释的方法 论上的某些根本特征,也是沿着“创建中国诠释学”研究方向所展开的一种新的探索。

  一、诠释的根据

  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是以解释经典的原义为宗旨的,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天理。天理“要 妙精微,各有攸当”,不可移易,惟古代的圣人能领悟其精深奥妙,圣人之言也已一再被历 史所证实。就社会而言,社稷存亡、古今得失,应乎天理;就个人而言,立身之道,亦应不 违天理,所谓“顺之者为君子而吉,背之者为小人而凶”,凡此种种,都载于经籍之中。因 此,欲理解“理”就必须读经。(注:参见《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14;《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卷10 。)而对于经典的诠释,也就成了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

  1.通经明理

  在朱熹的诠释思想中,“理”是理解的最终归宿。而对“理”的理解,又为“理”的本体 论性质所规定,是“理”大化流行的表现,即“理”在“心”中的流行。

  “理”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理”,亦可称之为“太极”, 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注:朱熹:《读大纪》,《文集》卷70;亦可参见《语类》卷117。)。二是由“理”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各具 一理”的“理”。朱熹认为,“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注:《语类》卷94。) 可 见,此中的“理”亦是一整体。这里的“整体”,具有一种相对的意义,明言之,相对于最 高层次上的“整体”来说,它便是“部分”。各个部分所蕴含的“理”之间虽有不同,但都 是和谐一致地表现着最高的整体的“理”。这种关系可以扼要地概括为“理一分殊”。理即 天理,为一、为整体,由一理中分化出万殊。正因万殊皆由此“一理”化分出来,是天理之 流行,为其所规定,因此,在天理与万殊之间、各“殊”之间,均“不害不悖”,和谐一统 。

  朱熹认为,“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注:《语类》卷120。)如此,惟有理解了圣 人之言(经),才能知圣人之心以明天理。而圣人之言则因其是天理(圣人之心)的表达,也必 然如天理那样“流行周遍”、和谐无碍。对于读者,“若看的道理透,方见得每日所看之经 书,无一句一字一点一画不是道理之流行;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 。如此,方见得这个道理浑沦周遍,不偏枯” (注:《语类》卷121。)。因此,朱熹将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 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个人体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理 解,但惟有与“理”达到了真正的和谐一致,才是合“理”的理解。因为万事万物之“理” 、表达“理”的圣人之言原本是和谐无碍的,从经典中所悟之理亦应圆融和谐。

  读经无疑是为了悟出天理,然不惟如此,悟出天理,使天理在个人内心中流行,本身亦是 天理流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天理之流行原是“无所不在”的。而人不同于其他万物之处则在 于 ,万物皆出于自然或本能来体现天理之流行,然于人,则须通过体认天理,使内心充满天理 ,言行不与之相悖,方能实现理在心中的流行。如朱子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 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注:朱熹:《论语集注·先进》。)

  对“理”的理解有两条途径,“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上面做下来。自下面做上者 ,便是就事上旋寻个道理,凑合将去,得到上面极处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见个大体 ,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此所谓自大本而推之达道也。”(注:朱熹:《训门人二》,《语类》卷114。)这里的“上 面”意指“理”的整体,“下面”则是指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或本文。自下面做上去,是一种 先理解个别的事物(或本文),然后从个别推至一般,从部分推至整体的“理”的理解方法; 自上面做下来,则是先了解一般的、整体的“理”,再以此观照具体事物(或本文),以印证 并具体化所知之“理”。朱熹虽未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直接的比较,然他倡言读经应“循下学 上达之序……宁下毋高” (注:朱熹:《答汪尚书》,《文集》卷30。),以为读经“自易而难,自近而远,自下而高,乃得其序”(注:朱熹:《答程允夫》,《文集》卷41。), 说明他本人是比较倾向于自下面做上去的方法的。这一点,也可从他评论同为孔子的学生的 曾点父子之言论中可看出,曾点的方法是“先见其本”,是从上面做下来,而其子曾子则相 反,他“随事用力”,自下而上,一旦豁然贯通,便“本末兼赅,体用全备”。因此,父子 两人虽都有成就,但“传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注:参见《语类》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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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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