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记芬:论《尚书》之“习与性成”思想

2017-12-01 10:44 来源:《东岳论丛》2017年02期 作者:李记芬

  《尚书·太甲上》提出“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以下凡引《尚书》,皆只注篇名),认为人习行不义会使(不义的)人性成就,从而开创了后来儒家从习的角度解释人性的理论路径。对于“习”字意义的进一步探索,不仅可以为理解其时“性”含义的复杂演变状况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还可帮助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先秦儒家人性问题的发展脉络。

  一 习与性成的寓意

  “习”,按《说文解字》,“数飞也。从羽从白。凡习之属皆从习”。就是说,习最初是指鸟类不断练习飞翔,其中重在强调动作的重复性和长期性。伊尹针对太甲行为而道出的“习与性成”,正是从重复性、长期性上言说“习”,强调习能够成就人性。

  “习”字,在《尚书》中共出现了四次,其中两次与卜筮有关,强调卜筮这一行为动作的重复性。《大禹谟》“卜不习吉”,按孔安国传,“习,因也”,“卜不因吉”。孔颖达疏为:

  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复卜之,不须复卜也。《表记》云:“卜筮不相袭。”郑云:“袭,因也。”然则“习”与“袭”同。重衣谓之袭。习是后因前,故为因也。……卜法不得因吉,无所复枚卜也。

  习,就是因循、沿袭,强调重复之意。具体是指卜筮中,后卜因循先卜。“卜不因吉”,即是在卜筮中,不能前面已得吉卦的时候,后面还沿袭先前之卜重复再卜。此外,《金滕》“乃卜三龟,一习吉”中的“习”也是指“重”,强调卜筮中的先卜与后卜行为的重复性。以习为因循、重复的意思,在《周易》中也有体现。比如《周易?坎卦》“习坎”中,按《彖传》,“习坎,重险也。”即是以习为重,强调险阻的重复出现。习在《尚书》是因、袭、重的意思,进一步也可泛指生活中的其它行为动作。也就是说,习,实质上就是行,合称即是习行。

  习行立足于行为动作的重复性和长期性,所谓习行不已之意。《太甲上》之“兹乃不义,习与性成”,按孔安国传是“习行不义,将成其性”,直接将“兹乃不义”解作为“习行不义”;而长期重复“不义”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其(恶)性的生成。到孔颖达,则对此寓意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此嗣王(按,太甲)所行乃是不义之事。习行此事,乃与性成。言为之不已,将以不义为性也。

  即在伊尹,太甲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不义的。习行这些不义之事,便会使性生成。“习行”的重心,显然已不在动作行为的重复性和长期性,而在它对性的生成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南宋蔡沉承朱子意作《书集传》,将“习与性成”直接注释为:“伊尹指太甲所为,乃不义之事,习恶而性成者也。”“习与性成”就是“习恶而性成”,说明日常生活中人的习恶行为,终将导致人的恶性的生成,即习恶而恶性成。

  以“习”来解释“性”的生成,引出的问题,就是习在性的生成中究竟如何发生作用,以及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明清之际,王夫之解释“习与性成”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相较于前人,王夫之将“习”充实为“习成”,而“性成”则变成了“性与成”。前者强调了“习”本身也有一个完成的问题,即排除了偶然的不经常性的行为;后者则更明确地将“性成”定位为“习成”的结果。如此,习与性之间的关系在王夫之这里变得更为紧密。如果人行不义已经成为习惯,恶的人性也就必然会生成。人的行为习惯对性的生成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恰当把握《尚书》对习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完整地认识性最终是如何生成和变化的,从而也为人们从正面积极努力地影响人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回到《尚书》,习行不义会导致不义之性的形成,在国家治理上的表现就是君主不任贤。《尚书》中最后一处“习”字,出现在《立政》,其中以“逸德”来阐释君主习行不义的后果:“(按,纣王)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逸德”,按孔颖达疏,就是以恶为德。“逸德之人”,是说纣在选择臣下、官吏时常常选择的那些恶人。“习逸德之人”,就是指纣长期与恶人相处,所以习行的都是不义之事,从而形成不义的人性。依据此种人性,纣在政事治理上推行的也便都是不义的事,从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此,《尚书》便描绘了一条从习成到性成、再从性成到同于其政的承接关系链条,其中习不论是对修身、养性还是治国,都有着根源性的重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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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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