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亮:中国古典政治美学的理论契机、基本原则及美学史限度

2017-12-01 10:47 来源:《文艺争鸣》2017年04期 作者:余开亮

 

  政治哲学/美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方兴未艾的一个领域。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政治型美学的关注自然引起了美学理论界的浓厚兴趣。可以预期,如同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等的兴起给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一样,政治型美学也将对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将带来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然而,与身体、生活、生态等正向价值不同,政治本身更为多变,与现实的纠葛也更为复杂。这就要求政治型美学理论的言说在面对历史事实时,应在学术视野、评价原则与研究方法上树立一种更为谨慎与清醒的研究意识。

  一、当代美学转向与政治美学的理论契机

  政治型美学的出现是与整个当代美学研究转向紧密关联的。自康德奠定现代性美学体系以来,审美的“非功利性”或“无利害性”理论成为了现代美学的圭臬并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美学史理论的建设。正如杰罗姆·斯托尔尼兹说的:“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假如有一种信念是现代思想的共同特质,它也就是:某种注意方式对美的事物的特殊知觉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①“审美的非功利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觉方式,它要求人悬置自身的生理、道德、政治等功利性心态,从而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态度去欣赏与创造美。唯有如此,方能有美感、美的事物的产生。“审美的非功利性”使得审美主体摆脱了与现实世界诸多功利性因素的制约性关联,从而确保了人的审美独立与个人自由。

  “审美的非功利性”理论经由王国维、朱光潜等人的引入,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现代美学观念也建构了学界对中国美学史的主要书写方式。受此影响,在美学流派研究中,中国美学史中拒斥道德、政治等功利性因素而弘扬心性自由的道禅美学受到了高扬,而与道德、政治紧密关联的儒家美学则被目之为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在美学断代史研究中,彰显了人性自由解放的先秦、魏晋、晚明等美学史得到了重视,而立足于制度整合的周代、汉代、唐代、清代等美学史则相对薄弱。同样,在追溯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人们浮现的第一印象一般也是追求生命自由与高迈的庄子。虽然,随着美学史研究的深入,一些薄弱环节正在得以改善,但在根深蒂固的现代性美学认知框架下,政治型美学依然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

  现代性美学有着自身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里姑且不论。但现代性美学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代以来,随着现代性美学本身的理论深入与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盛,现代性美学体系越来越显现出诸多的理论困境。一方面,现代性美学把自己置身于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独特领域从而使得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显然与现代性美学意图通过孤立自身从而保持一种对现实的自由批判精神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随着先锋艺术理论、分析美学、文化研究、环境美学等研究领域的推进,现代性美学因阐释的无力也遭致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如先锋艺术颠覆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分析美学否定了艺术的自足性定义而援引社会体制论来解决艺术难题,文化研究以“文化”抹掉了独特的美学领域,环境美学则以参与式体验解构了“审美的非功利性”命题等等。可以说,当代美学实际是在质疑、否定“审美的非功利性”命题中试图寻求美学理论的新突破。如果把现代性美学看作是独立型的“小美学”(注重感性、情感与艺术等方面)的话,当代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关联型的“大美学”。虽然,学界对这种“大美学”观还未达成共识,但其确实昭示了一种当代美学的新转向。“大美学”不再把自身局限于对美的特殊感知方式与独立的美学领地(即“小美学”),而是把“小美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等关联起来,从而把审美与艺术重新置于广阔的空间以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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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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