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曲解

2018-01-16 21:38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竭长光

 Refutation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by Western Marxism

  作者简介:竭长光(1977-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吉林 长春 130024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0174期

  内容提要:以施密特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解读存在严重曲解,鉴于这些曲解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解和对恩格斯的评价,本文做了必要的理论回应。首先,本文否定了那种从“人化自然辩证法”出发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主张,指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区别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它的理论旨趣在于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其次,本文驳斥了那种认为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是一个“错误”的论调,指出“自然辩证法”确立辩证自然观、强调复归辩证思维顺应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最后,本文以矛盾规律为例澄清了那种认为辩证法的规律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错误认识。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矛盾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恩格斯辩证法理论再研究”(14BKS124)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何以可能”(2016M590179)的阶段性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曲解,其影响不容忽视。近些年,这些曲解在国内不但引起了理论界的一些混乱,而且造成了一些人对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出现严重误判。当前,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我们能否客观、公允地评价恩格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本文通过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几个影响较大的观点和判断出发,以期破除曲解,恢复自然辩证法的本来面目。

  一、能否用“人化自然辩证法”解读“自然辩证法”?

  “西马”关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一个突出的曲解就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在合理形态上只能是“人化自然辩证法”。这种观点受早期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影响较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表达了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理论性质上是一种“社会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辩证法的决定因素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那种没有人的活动参与的自然界,由于没有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因此,不存在辩证法。对于这些早期观点尽管卢卡奇本人在晚年曾多次予以纠正,但是这些观点仍对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很大影响。卢卡奇之后,一些学者(如A.施密特)虽然并不完全否定“自然辩证法”,却进一步发挥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认为只有将“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理解为被人的社会实践中介了的“人化了的自然”,将“自然辩证法”理解为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化自然辩证法”时,“自然辩证法”才是合理的。例如,A.施密特认为,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辩证法,辩证法只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实践中。“由于人逐渐地消除外部自然界的疏远性和外在性,使之和人自身相作用,为自己而有目的地改造它,自然辩证法才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活动中。”①受“西马”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所关注的自然界不是脱离人的历史活动的自然界,而是“人化自然”,因此,应该从“人化自然辩证法”出发解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然而,这种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解读是否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

  1.“自然辩证法”所关注的“自然”是“自然界”

  “自然辩证法”所关注的“自然”并非指“人化自然”,而就是指与“社会”相区别的“自然界”,亦即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纯粹自然”“天然自然”。其理由如下。

  首先,恩格斯并没像早期卢卡奇和某些“西马”学者那样用“社会”去统摄、消融“自然”,而是肯定自然相对于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与独立性。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恩格斯将自然界与历史(社会)、“自然观”与“历史观”并列来谈。例如,他曾有过如下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再现”,“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关于这样的例证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和“历史”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的第四部分,恩格斯这样写道:“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正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这种区别,因此,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也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在知识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在方法论上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奠基,那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重要使命就是试图在方法论上重新为关于自然的科学(尤其是理论自然科学)奠基。如果说在那些用“社会”统摄“自然”的学者看来,只有一种存在即社会存在,只有一门科学即“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话,那么,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同人类社会一样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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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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