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戈:马克思的启蒙批判与当代中国的“新启蒙”

2018-01-18 11:15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作者:郗戈

  【摘要】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思想发展、问题意识与当代价值等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启蒙批判的理论意蕴。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扬弃了启蒙的内在局限、超越了启蒙的传统视域。从思想发展史来看,马克思经历了从继承启蒙到超越启蒙的思想发展,并扬弃了启蒙的精神原则、政治规划与经济规划。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呈现出三重面相:精神运动、意识形态与物化的经济制度。从问题意识来看,马克思开启了对启蒙主义的“内在批判”,揭示了启蒙传统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矛盾:形而上学抽象性质;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分裂;资本主义物化形式。马克思所谓“人的解放”意义上的新启蒙,就是对启蒙传统的“再启蒙”,对旧启蒙的历史局限性和自我逆反性的辩证扬弃与内在超越。这一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启蒙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代中国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旧启蒙”,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启蒙”。新启蒙的合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启蒙应当是扬弃“西化教条”和“复古教条”的启蒙。在新启蒙中,尤其要处理好“个体启蒙”与“公共启蒙”、“市场启蒙”与“社会启蒙”的关系,规避“资本启蒙”,推进“人民启蒙”。

  【关键词】马克思 启蒙批判 新启蒙 当代中国

  【作者简介】郗戈(1981—),男,陕西商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学学会副秘书长。

  原文出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有一种将马克思等同于启蒙的继承者、践行者的流行观点。这种观点值得我们仔细甄别。笼统地看,马克思在“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与“历史进步”等主题上都明显继承了启蒙传统。然而,比这种“抽象继承”的一致性更为深刻、更为关键的问题显然是马克思与启蒙传统的差异性。否则,我们今天就只需要一般性地谈论启蒙传统,而不需要再谈论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了。严谨细致的思想史研究表明,马克思不单纯是启蒙的继承者,而且还在批判继承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扬弃了启蒙的内在局限、超越了启蒙的传统视域。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关系中,“继承”是前提,“批判”是主导,而“扬弃”才是目的。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问题的再研究,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需要。时代发展呼唤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通常就意味着某种意义的“启蒙”。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成就与问题、进步与矛盾的并存,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需要开启某种“新启蒙”或“再启蒙”。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亟需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发展、问题意识与当代价值等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的理论意蕴。

   一、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

  启蒙运动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反思构成了马克思思想萌生发展的双重精神来源。要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启蒙批判,首先需要考察这两个关键的思想史前提。

  启蒙运动何为?尽管启蒙运动在英、法、德等国呈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路径,但却基于文化差异性和文化交往而形成了统一的启蒙精神。启蒙运动以理性之光照亮历史,将中古世纪斥为“黑暗蒙昧时代”(如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绪论”),把“古今之间”阐释为一种“断裂”关系,并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提出了启蒙允诺或启蒙规划。作为规划方案的启蒙本质上是一种“宏大叙事”——启蒙精英沿着现代性直线进步的时间意识将大众抛向未来,将个人与其当下行动、确定的未来远景三者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个人生存以充盈的历史意义。启蒙理性在整体上提供了科学主义的、世俗化的世界观来取代神创论宇宙秩序,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体现为一系列具体规划: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治规划(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社会契约论),以自然规律、市场社会为核心的经济规划(如斯密、萨伊、李嘉图等的政治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利益计算为原则的道德规划(如爱尔维修、边沁等的道德哲学)。由此,启蒙从精神运动和社会意识逐步落实为或扭曲地物化为一系列社会存在形式即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结构性特征。

  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对启蒙运动的继承、提升与反思。康德将启蒙理性原则提升到了哲学原则的制高点(如“人为自然界立法”、“人自我立法”)。康德的启蒙概念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精神原则即自由理性(自主理性)和公共理性,并由此引申出一整套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性人学”。德国浪漫主义者如赫尔德等提出“表现的统一性”来对抗启蒙的分析性人学。而真正综合了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并予以整体反思的则是黑格尔。[①]黑格尔提出了启蒙现代性的分裂及其哲学调和的时代问题。《精神现象学》中,他将启蒙的产生描述为信仰与识见的对立,强调其“有用”的功利内核。《小逻辑》中,他将启蒙理性的本质揭示为仅仅关注有限性的“知性”,并认为,启蒙知性导致了人与绝对的分裂,只有理性才能加以调和统一。而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将启蒙反思具体化为针对抽象法权、主观道德和市民社会的主观特殊性(私人利益)的批判。

  上述启蒙主义与启蒙反思,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思想起点的二重性面向:继承启蒙与反思启蒙。其高中到大学的思想转变,可以概括为从康德式启蒙主义向黑格尔式启蒙反思的转变,从“应有”与“现有”二分的理想主义到具体把握“事物中的理性”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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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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