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娟:天下主义与文化自信

2018-01-23 10: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丽娟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从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均体现出古人普遍的“天下主义”理想情怀,即对建立统一与合理、开放与包容的秩序体系的追求。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政治、经济的互动交流,更是人文领域的互鉴沟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文明之路,根植于对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出“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任何问题都可以被纳入进来重新反思,文化也不例外。任何特殊的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实质上体现了某特定群体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因此,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就是“文化朋友”,而处于文化外部的则是“文化异乡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把文化的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缺少“心怀天下”的维度,世界秩序的冲突和混乱也多发于民族国家之间。萨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同历史文化的世界秩序观之争,异质化的文明之间是不可兼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中没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等,但西方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而中国的“天下主义”则强调“以天下观天下”,二者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天下”作为一种消解了特殊性的世界观,其普遍性或整体性视野更饱满、更开阔,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统一性力量。该力量的合理性在于,它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其一,“天下”内在地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即它是一个只有内部而无外部的理念。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世界不再是不同民族文化角力的场所,而是需要共建共荣的文化共同体。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境界。因此,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一整套价值规范体系。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宗教型文化。伦理型文化是以血缘宗亲为出发点,实现情理统一、仁礼互动的社会。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一方面,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传统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都是关于家庭伦理的;另一方面,伦理关系由近及远,从家庭向外扩充,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可以说,家庭是“天下”的逻辑起点,所有问题最终会还原到家庭上。家庭是伦理的实体,而国家是政治的实体,家国同构的“天下”则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文化实体。

  “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是一体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性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天下”思想并不回避“他者”的价值观,而是把“他者”化入“自我”之中,成为“自我”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一体”。“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在这个家庭内部,不存在敌我之分,有的只是远近亲疏之别。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文化的载体是公民,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都最终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所谓“以文化人”,也就是说文化涵育人格,最终体现为个体生命和生活的形式,而人格的形成也会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余秋雨曾说到“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子”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从对“君子”的诸多描述中可窥见一斑,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人格与“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人格更唱迭和,彰显出“君子”不息的生命力。

  “君子”之质丰富,以“仁”为本,成己成物。在“天下”的视域中,“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向外扩充的过程,动力来源于“仁”,“仁”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仁”之方,一方面在于反求诸己,克制自身不合理欲望,从而在私人领域真正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向外学习,在与家、国、天下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对他人和世界负责。

  “君子”之行要符合中庸之道,执中守常,和而不同。中庸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道德标准。程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其要义有两方面:其一,全面地看待问题,反对极端化思维;其二,在适度的基础上,积极地寻求多样性的和谐统一。那么,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中庸之道就要求达到人与内心的理欲平衡,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忠恕包容。从“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从世界观、价值观、人格模式三方面层层递进,组合严整,打造中国文化气派,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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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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