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

2018-01-23 11:11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蓝江

Digital Alienation and General Data:A Prelude to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46

  原发信息:《山东社会科学》第20178期

  内容提要: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样态,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大数据、云计算、微信、智能手机等产生的冲击。数字化技术的降临并没有将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是改变了其形态,即从物化的异化变成数字化的异化。此外,由于数字化数据收集,云储存、云计算产生了一般数据的概念,这是区别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第三种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形成了以一般数据为根基的数字化平台,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支配着生命政治治理和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奥秘所在,也正因为一般数据的实现,我们的社会表现为海量数据的积聚,而人与物以及任何存在物都必须经过数字化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和可见。

  关键词:数字异化/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

 

  尽管从数字化和信息时代角度来谈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主题,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浸入到我们生活十余年之后,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数字化和信息化主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巨大变革。当我们的理论武器还停留在物质化生产和物化层级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数字对于我们今天的实存方式乃至生命权力及其治理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日益适应微博、微信、支付宝、腾讯QQ在我们生活中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些APP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在云计算、大数据正在重新建构我们的生活的今天,我们是否明白这些数字化和计算化的操作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变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但是,我们的理论工具却朽败了,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生存状态,就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前奏:生命政治和数字化治理

  2017年上映的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健忘村》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一个看似安静祥和,实际上充满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裕旺村(欲望的谐音),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道士,自称天虹真人。他随身带来了一件法器,叫做“忘忧”,他自称这是一件周朝流传下来的法器,具有异能。其中一个基本功能是,可以抹除人们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人忘掉记忆中的烦恼。第一个试用这个功能的是村民林金财家的娘子乌云,她憎恨自己的丈夫,又与林大夫好上了,林大夫给她一包毒药准备毒死林金财,但是阴差阳错乌云却毒死了女主角秋蓉的丈夫朱大饼。所以,乌云要求抹去这段烦心的记忆。后来村子里的人逐渐都来找天虹真人抹除记忆,之前抹除记忆和忘记忧愁的工作是出于村民自愿,后来由于大多数村民都抹除了记忆,剩下没有抹除记忆的人成为了另类,如村长和女主角秋蓉,被要求强制抹除记忆。此外,之前要求抹除的记忆不过是每个人记忆中的烦忧的内容,但是,随着大家都来抹除记忆,所有的独特性的记忆都被抹除了,每一个人都被还原为一个特殊的性的存在,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每个人的独特性被还原为特殊性。而这就是各种共同体类型的基础。”①换句话说,抹除记忆,忘记烦恼的工具性操作,虽然不能视为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忘忧”工具的抹除操作的价值就在于,将人还原为一个基本框架下的存在,任何悖离这个框架的记忆都必须抹除。此外,天虹真人在抹除了所有人的记忆之后,将自己妆扮成新村长,并给自己起名为田贵。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是村长拯救了所有的村民,村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来自村长的恩泽,而村民每天需要在一个仪式上唱着村长的颂歌,借此来维持村民共同体的存在。这样,之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裕旺村,在“忘忧”机器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村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在对村长田贵神话的颂歌中维系着长久的宁静祥和。

  其实,在“忘忧”机器的抹除记忆操作之外,村长田贵的另一个举动往往会被观众所忽视,而这个举动,对于裕旺村的和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一旦抹除了记忆,每个个体实际上丧失了独特性区分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再根据阴险狡诈来识别村长,根据吝啬贪财来识别林金财,根据招蜂引蝶来识别乌云,如此等等。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区别在抹除记忆的同时也被抹除了,林金财与刘大夫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别,每一个人在“忘忧”的操作下都变成了列维纳斯式的无脸之人,那里只有抽象的躯体在裕旺村中来回游动,用西蒙东(Simondon)的话来说,这是人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机能的丧失,而斯蒂格勒直接将这种个性化的丧失与当代资本主义前提下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做了一个对比:“工人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个体,因为机器已经让其行为标准化。这样,他变成了无产阶级。机器本身变成了技术对象,而工人不过是一个奴仆。”②个性化的消失,意味着工人的独特性从内部被掏空,他们仅仅成为了一种在新的自动化装置之下的无差别的无产阶级,在裕旺村里,被“忘忧”抹除了记忆的村民,无论之前的身份贵贱,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操作“忘忧”机器的田贵的奴仆,田贵的到来直接让裕旺村经历一次“启蒙”式的洗礼,在村长田贵的“启蒙”神话下,村民的无差别化的抽象,实际上让他们丧失了直接感受裕旺村中现实的能力,一切生活状态必须经由田贵的“启蒙”神话才能得到理解。

  而在这个神话框架下,最终的问题是,在村民彼此间仍然存在着区分,但是这种区别已经不是之前的独特性区别,而是特殊性区别,即在一个可以计数的坐标系下进行的编号操作。对于所有的男性村民,田贵给他们分别以天干中的甲乙丙丁编号区分,而对于女性,则画上了不同的花瓣,分别标示为一花、二花、三花……如此等等。尽管在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曾提到了原始部落会通过纹身或纹面的方式,将血缘关系和谱系学的相关信息,在统一结构语义学之下,在纹身的花纹和数量上体现出来。但是《健忘村》中的数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村长田贵的操作并不是为了展现裕旺村中的自然的血缘谱系,相反,这个谱系恰恰是田贵必须要抹除的东西。抹除他到来之前所有的自然的和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包括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父子关系等等。田贵的操作是超血缘的,田贵从甲乙丙丁的编号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从原有的村子的人员结构来计数,换言之,之前的村民的既定结构是无法理解田贵的计数操作的。我们可以说,田贵的计数操作是一种统计学式的操作,是在完成对村民生命的抽象化处理之后,即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从独特性还原为特殊性之后的操作,在这里,更近乎田贵的操作的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有趣的是,福柯谈论生命政治学的起点正好是一个计数性的操作:人口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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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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