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

2018-01-23 15:06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01期 作者:汤一介

  作者简介:汤一介(1927-),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为典型例子。第一种可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与《榖梁传》对《春秋》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可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可把它叫作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尽管每种对经典解释的著作中也会包含其他类型的解释方法,但上列三种方法无论如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这将是我们应注意的。

  There had been several kinds of books interpreting ancient classics in China prior to the Qin dynasty.In this article,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re taken for typical instances.The first might be call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such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unqiujing made in Zuozhuan,and those ofChunqiu made in Gongyangzhuan and Guliangzhuan.The second is the integrativ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like that of Yijing made in Xici.The third is named practical (that of social politics)and operational interpretation,such as the ones of Jielao and Yulao made in Hanfeizi.Although every works interpreting classics might involve other kinds ofinterpreting methods,we should note that the above three are by all means remarkable and might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关键词:中国解释学/《左传》/《系辞》/《韩非子》/Chinese hermeneutics/Zuozhuan/Xici/Hanfeizi

 

  这篇文章只就中国古代对经典解释的历史(重点限于先秦)作一梳理,以见中国古代对解释经典问题之某些特点。我们只有在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有较充分的把握后,才有可能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故有“六经皆史”的说法。现在大家都承认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据《论语》的记载,他常以《诗》、《书》、《礼》、《乐》等经典教学生,而且他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孔子对古代的经典只是进行解释,而不是离开经典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信奉而且喜好古代的经典。孟子似已开中国儒家道统之先河,他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述仲尼之志”为其志向。甚至荀子也认为“仁人”之务,“上则法尧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先秦道家虽于哲学思想上多有创新,但仍对古代典籍非常重视,老子尝为周守藏史,其文中多引用古圣人之言。《庄子》书中多寓言,往往托古圣人之言以抨击今人之非。而墨子则推崇大禹,谓:“非禹之道,不足为墨。”(孙诒让《墨子传略》)当然,也有法家一派则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而且批评儒墨两家对古代的“迷信”;但韩非也并没有全然否定传统的意义,他对前此之法家人物多有推崇,并有“故先王贵之则传之”之语(见《有度》),特别是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作,又创作了不同于《左传》和《系辞》的解释经典的模式,似应受到重视。关于古代诸思想家对历史传统的看法非本文所应详论者,但中国之重视历史传统与其对经典之注释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我们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为典型例子,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榖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解释与《左传》不同,这里暂不讨论。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当然每种对经典解释的著作中也会包含其他类型的解释方法,但上列三种无论如何,它们每种都有很鲜明的特点,这将是我们应注意的。

  一、《左传》对《春秋》的解释

  《左传》是对《春秋》的解释,相传是由左丘明作的,但据近人杨伯峻考证说:“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作者姓何名谁已不可考”,“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但是儒家别派”。杨伯峻并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6年)以前。”这里我们暂且把杨伯峻先生的论断作为根据来讨论《左传》对《春秋》的解释问题。据杨伯峻推算《左传》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一部对经典进行解释的书,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这就说明中国的经典解释问题至少有着两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注释,现录于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皮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1]

  《左传》这样长长一段是对经文所记“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的注释,它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叙述。它中间包含着事件的起始,事件的曲折过程,还有各种议论和讨论以及事件的结尾和评论等等,可以说是一相当完整的叙述式的故事。《左传》这一段叙述如果不是对《春秋》经文的铺陈解释,它单独也可以成为一完整历史事件的叙述,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如果说“郑伯克段于鄢”是事件的历史(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叙述的历史),那么相对地说上引《左传》的那一段可以说是叙述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总有其密切的关系,但严格说来几乎写的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叙述历史的作者在叙述事件时必然都和他处的时代、生活的环境、个人的道德学问,甚至个人的偶然机遇有关系,这就是说叙述的历史都是叙述者表现其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史观”。上引《左传》的那一段,其中最集中地表现作者“史观”的就是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和最后的几句评语。像《左传》这种对《春秋》的解释,对中国各种史书都有影响。我们知道中国有“二十四史”,其中有许多“史”都有注释,例如《三国志》有裴松之注,如果《三国志》没有裴注,这部书就大大逊色了。裴注不专门注重训诂,其重点则放在事实的解释和增补上,就史料价值说是非常重要的。《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熹平中,妖赋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云云一长段。裴注所引《典略》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汉末道教各派的了解。裴注之于陈寿《三国志》和《左传》之于《春秋》虽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属同一类型,即都是对原典或原著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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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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