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宗普: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

2018-01-23 15:18 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 作者:贾宗普

  内容提要:在《庄子》内七篇中,《逍遥游》是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前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其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认为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些解释表现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的理解以及与庄子本意的差别。这样差别的产生,一是由庄子独特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在庄子思想中存在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造成的;二是因为解释主体所处时代及主体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理解的差异。所以,比较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理解,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及存在的状态。

  关键词:庄子/逍遥/适性/空无/自在快适/思想发展

 

  《逍遥游》在《庄子》内七篇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篇,历代注庄者都非常重视。但对本篇意旨的理解并不相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与庄子本意究竟有何差别?这些差别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本文选择几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联系庄子思想,进行比较辨析,目的是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

  一、适性:郭象对“逍遥”的解释

  自汉至今,有很多《庄子》的注本。现在留存下来的,据严灵峰先生《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续编收录的历代注本,除去重出的,大约有131种。这还不包括佚失、遗漏和不断出现的新注本。从严灵峰先生收集的历代注本看,后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纷纭庞杂,约略归纳,可以分为三类,有一种观点以“适性”解释“逍遥”。这种观点当以晋人郭象为代表。

  郭象所处的时代,玄风大畅,士人皆好《老》、《庄》,但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解释并不一致。郭象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p.1)

  《逍遥游》表现的是庄子所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从本篇内在理路看,庄子借助一组组寓言,层层推进,重重否定,最后导出了一个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物无我的人生境界。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p.17)从庄子所述,这种人生境界与世人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郭象解释庄子“逍遥”,一方面指出在《逍遥游》中“有待”和“无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如从“适性”角度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郭象对庄子“逍遥”的理解,并不符合庄子的本意。

  郭象对庄子“逍遥”的误解,与他对庄子思想的改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庄子思想中,一切都归结为“无”,郭象思想核心则是“独化”。所谓“独化”,郭象说:“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1](p.111)他认为,“无”即是不存在,不存在不能生物。因此,“无”不具有本体的地位。“有”为有形之物,不能主宰万物,同样不是本体。郭象否定“无”和“有”,目的是说明在万物之上,并无一个主宰者,有形之物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郭象把万物之存在归结为“独化”,改变了庄子的思想。

  郭象“独化”思想的要义,在于“物各自造”。其有如下意思:其一,“自生”。郭象说:“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1](p.50)这是说各种有形之物的产生,并没有先后的关系。如存在先后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推出一个终极的主宰者。郭象主张“物”之“自生”,就在时间上切断了物与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其二,“自尔”。他说:“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1](p.56)从存在状态上,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而是自己造成的。郭象借此说明此物的存在状态,与他物之存在没有关系;其三,“相因”。郭象说:“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1](p.241)“相因”不是指因果关系,而是说万物的联系。郭象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1](p.579)如果万物都是“自生”“自尔”,自为而不为他,彼此之间似乎不存在联系。但从万物之整体看,有形之物充分的成就自身,恰为彼此之存在的前提。从上所论,郭象实际认为有形之物的存在根据就在自身中,强调了万物存在的个体性价值。

  郭象既然肯定万物存在都是“独化”、“自生”、“自尔”,也就蕴涵着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倾向。因此,也就决定了郭象对“性分”的看法。“性分”涉及到万物及人的本质规定。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郭象与庄子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庄子认为万物及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一切人为的东西,包括儒家的仁义,都违反了万物及人的本性,是对自然“真性”的一种戕害。郭象认为,“性分”作为万物本性的一种规定,既具有自然的性质,也包括人为的成分。他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乎天也。”[11](p.591)郭象认为,牛马本性是为人所乘服,穿落牛马,虽然是人为的,但也是牛马本性中的必然,不过是借助人为来表现而已。实际把“人为”纳入了万物的本性之中,不承认“人为”是外在的。所以,郭象认为儒家礼教所主张的仁义,也是人的本性。他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1](p.519)同时,从郭象“独化”思想看,物之存在具有或然性。但当“独化”之理转化为现实,就体现为一种必然性。郭象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不可加。”[1](p.128)物之存在体现着自然之理,从现实存在看,“性分”作为一种规定,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当郭象用“性分”思想解释庄子的“逍遥”时,主张各适其性,就使庄子的“逍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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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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