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

2018-01-23 15:33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高兆明

  内容提要:本文在现代性背景中,从社会哲学的维度,理解现代性过程中的信任危机。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根本性变革所造成的传统断裂、存在的孤独以及制度性承诺的乏力,是现代化过程中信任危机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信任危机/现代性/现代性解释

  

  信任危机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本文所说“信任危机”指社会成员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缺失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缺乏基本信赖之不确定乃至不安全关系状况;所谓“现代性理解”,则指现代性过程背景中理解这种信任危机的形成、内容及其演变。

  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对传统交往方式、人格类型、社会价值体系与规范内容形成根本性冲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信任危机现象,从根蒂上说,首先是缘于现代性进程中对传统批判扬弃所带来的传统断裂的无根状态。

  一、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断裂

  现代性是一个内容庞杂且极富歧义的概念。然而,就其内容所指乃相对于传统而言,它标识的是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知识理念体系、个体—群体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制度方面所发生的全面转型这一历史过程,其所表达的既是以经济生活方式现代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的现代转型,亦是人类知识理念体系重新勘定与建构的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还是个体—群体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现代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主义又是内在相通、意旨相同的概念。(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在一种统摄性理解中,现代性作为一个价值概念,它所标识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它所指示的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关系及其知识体系与文化—心理结构价值精神类型,这种新的日常生活交往、知识体系与价值类型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我们带离传统的秩序轨道。因而,虽然现代性含有时间的因素,但它在实质上却不是一个时间范畴,而是一种历史—价值范畴,它隐含着对于传统的价值越超性。(注:根据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具有断裂的特质,它“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现代性过程,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亦“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注: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07页。)即,现代性过程不仅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坐标体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

  马克斯·克勒(M.Scheler)曾极为深刻地揭示现代性的“价值颠覆”性质。(注:参见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怀疑、批判、否定,就是反传统。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以挑战既有偶像、权威,破除那曾不容置疑的神圣为使命。尼采(F.Nietzsche)当年宣称上帝死了、偶像幻灭,鲁迅呐喊要推翻已存在了数千年的吃人筵席,他们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怀疑、批判、否定性精神。怀疑、批判、否定,既是思想解放的标识,亦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怀疑批判否定性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意义系统崩塌。反传统的怀疑、批判、否定,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价值坐标尺度的重新勘定,提供了一个可能世界。没有这种怀疑批判否定,就不可能有现代性本身。现代性社会是对传统的否定性产物。

  现代性在怀疑批判否定传统的同时,却面临着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一,人不能没有传统,以及由此所引出的;其二,在对传统怀疑、批判、否定的同时,如何使传统在断裂中获得新生。

  传统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价值,亦是一种存在的家园与依赖,它给人存在依托、精神安顿与生命之根。在既往反复进行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传统所提供的那些交往价值规则与行为规范,使人感到是那么熟悉亲近、有效可信。传统的价值法则与规范要求在传统生活中既充满神秘性,又富有神圣性,令人们情感上敬畏仰慕,并转化为内心信念与信仰。正是在这传统中,人们获得了某种存在的安全感。现在,传统本身被怀疑、批判、否定,人们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生命地质层突然发生了断裂、塌陷,生命存在处于无根基悬浮空虚状态,岌岌可危。灵魂无所安顿,精神无所慰藉,行动无所标准,未来无可预期,人们陷于形而上学的绝望。上帝死了,神圣不再存在,原先作为正义与善之化身并承负主持正义、伸张公理的超验消失了,既有的社会公正秩序、善之美德,在被祛魅的同时,连同公正、善本身一起消解。正义、善不再富有魅力。人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成了流浪儿,处于纯粹外在偶然性支配控制之下。对生命存在的流浪无根、无所依赖、无可预期、无可奈何的形而上学的绝望中,孕生出信仰危机,并演化为舍勒所说的“怨恨”情绪: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成了自己的异物,在冷漠无动于衷之下不自觉地怀有某种敌意。既然生命的地质层断裂塌陷,既然偶像已经破灭,既然一切表现为由偶然性所支配,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而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型及其不成熟,又从经验层面加剧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绝望。随着日常生活世界变革进程的深入,人们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同时——有时甚至以不得不自由的方式面对新的日常生活世界,突然感觉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一套生活交往方式规范法则不再有效,不再可以凭借并作出合理预期,过去可以依赖的那一切正在迅速隐退乃至消失;突然发现个人必须独立地面对新的正在变化了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须对自己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自由与责任、独立与孤独,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既有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已失却其现实有效性,人们在一种苦恼与痛楚的情感之下,逐渐对既有的日常生活失却其信心与信任。这就如同吉登斯(A.Giddens)所努力揭示的,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生活范型发生根本变迁的社会,传统与习惯在剧烈荡涤中被冲刷消蚀,原有作为信任基础的安全感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改变,个人所面对的社会风险性突然增大,人们在这突然变化之下反思自己的存在及其交往方式,反思既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系统的合理性,(注: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此时,社会日常生活中就会升腾弥漫起一股信任危机之雾瘴。除非一个社会在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一种稳固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并在实践中证明这种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可以给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带来可预期性,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否则,这个社会中总是会弥漫着某种不信任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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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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