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山纪彦:评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批评

——日本学者对《回到马克思》的回应①

2018-01-24 10:38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日山纪彦

A Review of Zhang Yibing's Criticism of "Hisromatsu Wataru's Theory of Reification":A Response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to Back to Marx

 

  作者简介:日山纪彦,Hiyama Michihiko,日本东京成德大学教授,人文学部部长。

  译 者:彭曦,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210023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第20174期

  内容提要: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日文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该著作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文本的关注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运用,与以广松涉为代表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共通之处。但是该书第三版中对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批评却有失偏颇。聚焦“Sache”(物象或事物)和“Ding”(物)“Versachlichung”(物象化或事物化)和“Verdinglichung”(物化),以及“Schein”(假象或现象)等概念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张一兵对广松涉的批评实质上是补充性的,或者说二者在出发点和理论旨趣上是相通的。但在具体的讨论中,张一兵忽略了广松涉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时所依据的现象学和现代物理学理论背景。

  关键词:《回到马克思》/物象化或事物化/物化/历史唯物主义

 

  张一兵作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著作与论文。《回到马克思》的日文版2013年由日本情况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日本许多学者的关注②。张一兵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试图批判地超越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广泛关注欧美马克思研究以及20世纪的各种思想潮流,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及其高水平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张一兵特别关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按照他的理解,“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望月清司、平田清明等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研究”的潮流,以及广松涉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张一兵与广松没有见过面(广松于1994年5月去世),但是他对广松评价甚高:“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文献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特别要提及广松涉。他作为60年代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真正创始人之一,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架加以批判排斥,这是广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发点。”③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松的主要著作,像《存在与意义》、《唯物史观的原像》、《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的哲学》、《事的世界观的前哨》、《物象化论的构图》的中文版得以出版。尽管张一兵对广松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或者说正因为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他在2012年3月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修订版中,突然增补了对“广松物象化论”展开严厉批判的内容,这如实反映了学者张一兵真挚的学术态度。正如在文章开头就表明过的那样,本文尝试针对张一兵进行反批判。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下面引文中方括号口内的内容表示笔者的解释或补充。

  一、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批判

  1.张一兵对“广松物象化论”的评价

  在《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序言”,以及第三版第八章第二节第2小节中新增的对“广松物象化”的批判部分,构成了我们讨论张一兵对广松批判的直接文本基础。张一兵首先就以下论点对广松做了肯定评价。广松“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这一概念译成物象化,以区别于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物化)概念,并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1845年思想变革的重要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所以他有青年马克思‘从文本主义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换’之说”④。进而,广松“指认出物象化不等于物化”,因为广松曾经明确指出“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⑤张一兵评价道:“在广松看来,这里这种特定的物象化‘并不是在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关系、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这种构想上的物化’,而是‘人的主体间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某种总体联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性质这样的假现”⑥。在他看来,

  广松涉这里的指认是深刻的,他区分了马克思德文文本中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并界划了两者的不同构境点,如果说Verdinglichung还有一些“主体转化为客体”的意味,而Versachlichung则打破了主—客二元构架,它的本质是人的关系的物象化。广松涉基于德文原初语境的思想构境层显然是很深的情境突现,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深一层思想构境层都是极为重要的。⑦

  在《回到马克思》第八章中,张一兵也对广松做了同样评价。广松“十分敏锐地发现,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文本中,存在着两个相近的批判性概念,即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它将Verdinglichung锚定为传统理解中的物化概念,而将Versachlichung重新标定为一种新的思考语境,并将其日译为物象化”⑧。与日本国内存在的不少基于对广松理论的一知半解,或者是在对物象化论断章取义地进行庸俗理解的基础上来展开的批判相比,张一兵对广松的批判立足于对广松理论的深入理解,而且批判的步骤严谨、周密。其中还包含进一步发扬广松理论的新观点。张一兵在就日本的“广松物象化论”批判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物象化论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并不在广松涉哲学语境中的日本学者不加反思地引述物象化概念是非法的。我的这一指认令不少日本学者感到震惊”⑨。“他的这一翻译对日本马克思研究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都认同于Versachlichung的日译汉字——物象化”⑩。

  众所周知,“物象化”这个翻译词首先是由平井俊彦以及城登塚在翻译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开始使用的。以此为契机,该词在日本得到了广泛认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象化”所对应的原文为Verdinglichung。可以说,在卢卡奇那里,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没有区分开来,而是被重叠理解使用。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卢卡奇的物象化论与广松的物象化论等同起来。这表明广松将Sache与Ding区分开来,并且在对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进行辨别的基础上,分别将前两者翻译为“物象”、“物象化”,将后两者翻译为“物”、“物化”,这在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方面与卢卡奇之间存在逻辑维度以及语境上的差异,这一点不能忽略。因此,在对“广松物象化论”进行批判时,应该将世界观原初范式维度的问题纳入视野之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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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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