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贤贵: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2018-01-26 15:59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苏贤贵

  内容提要: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他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发现并表述了自然界各个部分协调统一的生态学思想,因而被人称为“生态学之前的生态学家”。其次,梭罗有着深邃的自然思想,他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然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价值,强调自然的审美和精神意义,极力反对把自然的价值约减为经济和实用的价值,还对同时代盛行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流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表达了在文明和荒野之间应保持平衡的思想。梭罗这些生态中心论的思想要素如今得到了当代环境运动,尤其是生态伦理学的响应。

  关键词:梭罗/自然/超验主义/瓦尔登湖/生态伦理

  标题注释:本文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支持。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不过,梭罗最主要的一些作品,如《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缅因森林》和《考德角》都是以人对自然的沉思为主题的,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细腻的描写,因此,梭罗传统上常被定位为一位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在20世纪环境运动兴起之后,梭罗关于自然的思想获得了丰富的生态学寓意,并且成了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学的象征和标志。梭罗本人也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主要的自然阐释者,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1](P171)

  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他对自然的热爱,他对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洞察,他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的强调,以及他对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都为生态的伦理提供了独特的灵感和支持。

  一、自然的观察者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Concord)一个小店主家庭,他的母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热爱自然的情怀,常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带孩子们出门远足、野炊,聆听鸟儿的歌唱。[2](P19)因此梭罗自幼就对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他四岁时第一次见到瓦尔登湖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梭罗后来在《瓦尔澄湖》中回忆:“我记得很清楚,我四岁的时候,从波士顿迁移到我这个家乡来,曾经经过这座森林和这片土地,还到过湖边。这是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往日最早的景象之一。今夜,我的笛声又唤醒了这同一湖水的回声。”[3](P147)),他10岁时写了“季节”(Seasons)一文,描述一年四季景色和天气的变化,是现存的梭罗最早的作品。

  梭罗于1833年入读哈佛学院,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数学、物理、自然哲学、历史、神学和精神哲学等课程。那时哈佛所在地坎布里奇(Cambridge)还是一个偏僻的乡下,梭罗除了去教室和图书馆之外,常常溜进坎布里奇的田野,或在查尔斯河畔闲逛,观察这一带的野生动植物。[2](P38)

  1837年梭罗从哈佛毕业后回到了康科德,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自然。他几乎每天都步行外出,足迹遍及康科德地区周边的乡村、田野、湖泊、河流,尤其是瓦尔登湖林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在日记中记下他所见所闻的各种自然现象:何时花开,何时鸟叫。在阳光和煦的星期天上午,当他的邻居们整齐清洁地坐在教堂做礼拜时,他却涉过康科德河齐肩深的河水,查看水里的生物;当他的邻人们忙着耕地时,他却爬上最高的松树去找鸟窝、松球,或欣赏风景。事实上,梭罗本人也成了康科德人所熟悉的风景。

  梭罗一生最著名的经历是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度过的两年两月零两天。这是他进行的简朴生活的实验,他自己种菜,有时去附近的村子打点零工,用大部分时间来观察自然,阅读和写作,并详细记录自己的观察、活动和思想,后来写成了《瓦尔登湖》(1854年)一书。这部名著充满了对自然各个细节的微妙记录:在梭罗的笔下,瓦尔登湖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野鸭、松鸡、鸫鸟、松鼠、兔子、狐狸、土拨鼠是它的常住居民。冬去春来,树木历尽枯荣,这是生命的循环,是自然机体活力的证明。

  1846年9月,还在瓦尔登湖畔居住期间,梭罗偕友人第一次游览了缅因州的森林,并攀登了缅因州最高的卡塔丁山(Mt.Ktaadn)。梭罗于1853年和1857又重游缅因森林,这三次的游记后来合成为《缅因森林》一书。在缅因,梭罗见到了真正的荒野,深为原始林区雄浑荒芜的气势所震撼,他写道:“这里的自然是某种美丽但却野蛮、令人生畏的东西。我惊异地看着我所站的地面,想看出造化之力在那里的杰作,他的作品的形式、款式和质料。这就是我们所听说的大地,是从混沌和古夜中造出来的。它不是任何人的花园,是一个未经人手的地球。它不是草坪、牧场和草地,也不是林地、草原、耕地和荒地。……它是广袤的、骇人的物质,不是我们所听说的人的地球母亲,不是人的涉足或葬身之处……而是必然性和命运的家园。”[4](P645)关于这种震撼对于梭罗思想发展的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它使梭罗开始把荒野视为邪恶产生之地,转而欣赏更舒适的浪漫主义的自然,强调荒野和文明之间的平衡,但也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梭罗对荒野的兴趣的觉醒。[5](P71-72)生态哲学家马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认为这次经历使梭罗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有助于使梭罗摆脱爱默生的人类中心论,从而对自然采取一种生态中心论的立场。[6](P12)

  从19世纪50年代后,梭罗的思想和研究重点明显地从家庭经济、民权政治、文学批评和历史编纂学等诸多领域转移到了自然研究上。这一阶段,梭罗对自然的研究也更趋近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在去世之前发表了《森林树木的更替》(1860年)和《种子的扩散》(1660-61年)这两篇奠定梭罗在生态学史上地位的论文。前一篇论文讨论不同树种在同一片森林中的交替生长,辨明种子向新的地点传播的方式,证明自然是一个由现象和过程构成的网络。后一篇论文是对前一篇的扩充,讨论动物和其他因素在传播种子方面的作用,阐明自然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维持的体系,其中“每一个消费者被迫同时又是一个施与者和种植者”,梭罗并敦促人们运用这些知识去管理森林和林场。[7](P164-167)梭罗在森林更替以及湖沼学方面的成果至今仍为科学界所引用,据统计,从1950年中期到1983年,梭罗平均每年的SCI引用次数为4次,而当代一般科学家平均每年被引用8.2次。[6](P363)因此,称梭罗为生态学之前的生态学家,并非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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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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