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方哲:中世纪的科学传承

2018-01-26 16:33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作者:高洪/方哲

The Transmis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Middle Ages GAO Hong,FANG Zhe (Philosophy Dep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7,China)

 

  作者简介:高洪(1970-),江苏姜堰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哲学;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方哲(1972-),女,辽宁沈阳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哲学。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在人们的观念中,中世纪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西方许多科学史家的研究表明,现代科学的根源不仅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而且应该溯源于更早的中世纪。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中世纪对科学的传承,以期引起科学史研究对中世纪科学思想的重视。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sense of people in the modern society,the Middle Ages had mad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odern Science.But the recent work on research of scientific hist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shows that the origin of Modern Science can date not only back to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but also further back to the Middle Ages.The paper tells that the evidence of the transims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Middle Ages can be given from four facets.

  关键词:中世纪/科学思想/transmission of science/the middle ages

 

  由于科学与宗教观念冲突的盛行,也由于中世纪被多数科学史著作视为“科学的空白期”,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或者“古典文明和近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阴谷地带”,如今在人们的观念中,中世纪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如果中世纪早一点结束,近代科学不就可以早一点诞生了吗?类似的发问总可以有很多。

  但是,许多当代西方科学史家已逐渐认识到,近代科学的起源不仅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而且应该溯源于更早的中世纪。因为如果把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批判作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发源,那么,不应该忽略的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是以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吸收为前提的。

  我们注意到,在欧洲文明的发展史上,11世纪之前的好几百年才是真正的黑暗时期。11世纪到13世纪随着欧洲人把阿拉伯文的希腊、印度科学著作译本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著作大量译成拉丁文,特别是1200至1225年间,亚里士多德全集被发现,并被立即翻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实际上为中世纪心灵展开了一个思想的新世界,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宁愿把11世纪以后到文艺复兴的四百年称为中世纪,是有道理的。其实不管中世纪按一千年还是四百年来定义,我们都应当给中世纪对希腊文化的“回收”记上一功,因为在此期间毕竟完成了筑就“旧科学”的工作,如果我们把近代科学视为“新科学”的话。

  概括地说,中世纪在四个方面达到了对古代科学的传承,而且“或许可以被视为奠定了一种环境,使自然科学得以成长。”[1]

  首先,中世纪将一系列阿拉伯文的希腊、印度科学著作译本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著作翻译成当时欧洲的通用语言——拉丁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其他希腊著作一样,为12世纪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们展开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麦克格拉思(Alister E.McGrath)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对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有着很大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作者,发现自己找到了哲学和神学方面主要的思考刺激源。这些著作——并不限于亚里士多德——同样强有力地刺激了自然科学问题的争论思考。或许可以说,没有这些著作,自然科学同样能够发展,但真没有的话,其发生无疑会晚得多。”[2]公元1000年至1200年的“翻译时代”被著名的中世纪科学史研究专家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称为中世纪的“黎明的曙光”。他指出:“自公元前第二世纪和第一世纪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开始渗入罗马版图起,迄至现在,期间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科学在西欧处于最低潮,直到12世纪及13世纪早期,古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珍品的涌入带来了崭新的科学文献,西欧的科学才逐渐上升。这种糟糕的事态何以发生?为什么这种状态又会持续好几个世纪之久呢?”[3]格兰特实际上提醒我们,11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世纪之前的情形与之后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由于产生上述疑问的时代前承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基督教作为国教的胜利确立,所以,这应当成为审视科学在这个五百年“低潮”何以衰微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仍然产生了一些古代世界中的伟大著作,其时基督教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小。这些著作中两个典型,就是被称为16世纪哥白尼时代之前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论著的托勒密《天文学大成》(Almagest),以及奠定了16、17世纪之前医学理论和研究基础的帕加蒙的盖论(Galen of Pergamum)的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大量著作。然而,随着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的胜利,罗马帝国中象几个世纪前“那样力图理解、提高和维持一个高水准的理论科学遗产的那么一小批素质娴熟的人没有了”,格兰特指出,“至公元500年,基督教会攫取了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人来为它服务,包括传教、组织管理事务、教义探讨及纯粹的思辩活动,荣耀不再来自客观和科学地理解自然现象,而是来自实现教会的目标。”[4]

  从此之后,对异教学术和异端信仰的攻击和清除,就成为基督教教会和神学家的一项持续不歇的任务,“这给希腊哲学和科学罩上了猜忌的黑幕”,格兰特说:“在它达到胜利的顶峰时,基督教以恐惧不安的情态——若不是明显的敌视的话——俯视着它的失败对手。”[5]有的人视哲学家为“左道邪说的供应商”,也有的人把希腊学术和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只把它们用于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而不是为了学术和思想自身的目标。圣·奥古斯丁在公元386年时还强调自古典希腊时代以来就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门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s)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传统学科有利于导向更好的生活,对正确地理解宇宙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到晚年,他却“痛苦地抱憾早年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并下结论说,理论科学和机构工艺对基督徒毫无用处。”[6]奥古斯丁对科学的态度的转变当然与他本人从摩尼教派,经新柏拉图派最后成为基督徒的心理历程有关,但也是当时历史背景变迁的一个直接的反映。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