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技术中的“休谟问题”

2018-02-01 11:27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卫

"Hume Problem" in Technology

  作者简介:张卫(1983- ),男,河南开封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研究。武汉 430079

  原发信息:《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4期

  内容提要:技术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一方面要遵守客观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要实现一定的人类目的,如何从“自然规律”之“是”推导出“技术目的”之“应当”是技术实践中所面对的类似于道德实践中的“休谟问题”。后者要回答的是“道德何以可能”,而前者要回答的则是“技术何以可能”。正如“休漠问题”在道德哲学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技术中的“休谟问题”在技术哲学中也具有基础性地位。

  Technology is the unification of "joint regularity" and "joint purposiveness".On the one hand,it should follow the objective natural law; on the other hand,it should realize certain purpose of human beings.How to elicit "ought to be" of technical purpose from "to be" of natural law is the similar problem with "Hume problem" in moral philosophy.The latter of "Hume problem" is supposed to answer "How morality is possible",while the former is supposed to answer "How technology is possible".Just like 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Hume Problem" in moral philosophy,"Hume Problem" in technology also plays a crucial fundamental statu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关键词:技术哲学/道德哲学/休谟问题/耗散结构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philosophy of moral/Hume problem/dissipative structure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ZX02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6M591200)。

 

  “休谟问题”由于其在道德哲学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自提出以来就激起后人极大的研究兴趣和热情,成为哲学家、伦理学家和逻辑学家无法回避的精神“卡夫丁峡谷”[1](序言)。通过对实践哲学两种实践传统——道德实践传统和技术实践传统[2]的比较,技术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休谟问题”,即如何从“自然规律”之“是”推导出“技术目的”之“应当”的问题。与标准“休谟问题”在道德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类似,该问题在技术哲学中同样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本文将首先分析技术中的“休谟问题”被人们忽视的历史原因,然后阐明道德实践的“休谟问题”和技术实践的“休谟问题”的同构性,接着梳理以往研究对该问题的不同表述与求解,最后尝试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角度来对该问题给出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一、实践哲学中技术实践的遮蔽

  实践哲学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一是道德实践传统,一是技术实践传统。前者在实践哲学的历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后者直到近代才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制作”和“实践”的区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制作的目的外在于制作活动,而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3],即“制作”只是“手段的善”,而“实践”追求的则是“善自身”。换言之,“实践”是一种自我规定的完满活动,而“制作”的意义则由他物规定,是一种不完满的活动。其次,“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而“制作”则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由于“制作”是以自然事物为对象的活动,它就必然受到自然事物的限制,人在其中就会是不自由的。因此,与这种工具性活动的性质相一致的活动主体只能是奴隶;而“实践”则是一种自为性活动,它不依赖于外界的条件,是自由的行为。因此,与此性质相对应的活动主体只能是拥有闲暇的贵族。

  总之,“实践”是一种高于“制作”的活动,前者是终极的、无条件的、完满的“至善”,是贵族所从事的活动,而后者则是局部的、有条件的、不完满的“手段的善”,是奴隶所从事的活动。通过这种区分,亚里士多德“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实践的二元论,把总体上统一的人类行为又截然对立起来”[4]。这种“实践二元论”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康德、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和麦金泰尔都把“实践”等同于“道德”,“制作”或“技术实践”则长期被排斥在实践哲学领域之外。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技术实践传统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一转变过程当中,弗兰斯西·培根和伽利略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们恢复了被亚里士多德忽视的“制作”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实现了伽达默尔所谓的实践的“技术化”变革。这种“技术化”的变革在如下两方面产生了方向性的改变:一是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二是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5]。这对于纠正以往以道德实践为主导的实践哲学的偏颇性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却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遮蔽起来了”[6],其结果是导致了功利主义的泛滥,引发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危机,同时也导致了“实践”概念的平庸化,消解了实践哲学的终极关怀意蕴。

  总之,道德实践传统虽然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但也具有片面性,技术实践传统虽对这种片面性具有一定的补充,但是又滑向了功利化和平庸化的另一端。实践哲学只有实现对这两种传统进行整合和超越,才能真正解释本来具有完整统一性的人类活动,否则将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两种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