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道德证明与现代性

2018-02-02 16:49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姚大志

  内容提要:西方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道德证明。自启蒙时代起,不同的道德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道德证明,然而从当代哲学的角度看,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启蒙的失败不仅为当代道德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为道德证明规定了基本的坐标——现代性。根据这个坐标,当代的道德证明可以被分为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和前现代主义的。

  关键词:道德/道德哲学/现代性/后现代

 

  西方古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善,也就是追求德性的问题,而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道德证明,也就是寻找道德法则的问题,寻找对善和德性的合理证明。追求善,追求美德,这种道德哲学的目标在于给人类生活提供某种有益的指导。寻找道德法则,寻找对善和德性的合理证明,这种道德哲学的目标是为善和德性确立起普遍性和必然性,为道德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从现代道德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追求失败了。

  一、启蒙的失败

  现代性是一个坐标,当代的各种思潮只有参照这个坐标才能获得意义。现代性又是一个靶子,当代的各种“主义”只有反对这个靶子才能获得生命。

  现代性直接发源于启蒙运动,代表西方价值的当代道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的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证明的道德。它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告诉人们去追求某些善或德性,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守某些道德规范,而是去说明人们为什么应该追求这些善或德性,为什么应该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启蒙的任务是为现代道德提供一种证明,一种辩护,一种依据于人性和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果现代道德哲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证明,那么现代道德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证明?按照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分析,现代道德哲学主要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证明,它们分别是由克尔凯戈尔、康德和休谟提供的。

  克尔凯戈尔向人们推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学的”,另一种是“伦理的”。美学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沉溺于当下的直接体验并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其典型是迷醉于个人激情中的浪漫情人。伦理生活方式更为重视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其典型是传统婚姻中的夫妻。这两种生活是相互矛盾的,非此即彼的,但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我们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也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来支持其中任何一方。如果没有道德权威,没有合理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种“根本选择”(radical choice)。克尔凯戈尔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决定人们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根本选择”。在克尔凯戈尔之前,启蒙运动通过康德试图为道德奠定一个理性的基础,提供一种合理的证明。现在克尔凯戈尔宣布,理性不是权威,也不能为道德提供合理的证明。

  在道德方面与克尔凯戈尔对立的是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最典型地表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证明性质。对于康德,如果道德规则是理性的,那么它们就是普遍必然的,即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如果道德规则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那么重要的东西不是履行这些规则的偶然能力,而是履行它们的意志。因此,对道德进行理性证明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理性检验的任务,这种理性检验区分出哪些道德“准则”(maxims)是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的真正表达,哪些准则不是这样的表达。对于康德,相信这些“准则”是人人必须遵从的道德法则,这不是问题,而且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无需告诉人们去遵循它们(因为每个人都从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知道它们)。道德哲学的问题是给予这些道德“准则”以合理的(理性的)证明。这种道德证明对于康德就是一种道德检验:道德法则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这就要求道德法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是形式的。而不能是关于内容的或涉及目的的。对于道德内容(如“幸福”),人们的观点总是不一致的;人们所追求的善或目的,也总是因人而异的。但理性是普遍必然的,从而只有通过理性检验的道德法则才是普遍必然的。

  如果将克尔凯戈尔的“根本选择”理解为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替代物,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则是休谟的“激情”的替代物。也就是说,康德的失败为克尔凯戈尔提供了出发点,而休谟的失败为康德提供了出发点。休谟把道德判断理解为情感的表达,主张推动人们行动的道德力量是“激情”而非“理性”。同所有近代道德思想家一样,休谟承认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应该符合普遍的法则,如“正义”。但是,如果当我们遵守这些道德法则(如“正义”)会不利于我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它们而不是违背它们呢?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相反,休谟在这里提出了“同情”的观念,认为任何利他主义行为都出自于人的情感。对于休谟,任何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无论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都发自人的“激情”,而与理性无关。

  就道德哲学的任务是提供合理证明而言,以克尔凯戈尔、康德和休谟为代表的启蒙道德哲学都失败了。休谟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或者“理性”或者“激情”是道德的根据,但是道德(特别是利他主义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出自于“理性”,从而道德只能以“激情”为根据。康德的思路同休谟一样,但其结论与休谟完全相反,他认为偶然的“激情”不足以作为道德的根据,从而道德只能依据于普遍必然的“理性”。康德对“激情”的否定是对休谟的道德证明的否定,同理,休谟对“理性”的否定也是对康德的道德证明的否定。克尔凯戈尔则是对休谟和康德的共同否定。克尔凯戈尔从休谟和康德的对立中认识到了启蒙运动关于道德证明这一任务的失败,他接受了休谟和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反面论证,将“理性”和“激情”双双排除于道德证明之外,同时,他又否定了这两种道德哲学中的正面论证,从而主张道德不可能有一种合理的证明,主张道德没有根据,没有标准,道德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由于启蒙的道德证明都失败了,所以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处于麦金太尔所谓的混乱和无序之中。混乱和无序为走向有序提供了契机,启蒙道德证明的失败也为当代道德证明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当代的道德证明是以启蒙为出发点的,而启蒙的就是现代的。这样现代性就为评价这些证明提供了一个坐标:它们的道德证明是现代主义的,还是反对现代主义的?根据这个坐标,可以将当代西方最重要的道德证明分为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和前现代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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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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