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2018-02-02 16:49 来源:《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作者:孟祥才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德治”思想,其中的不少精华之论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提供资鉴。如治国以“德主刑辅”,治民以教化为先;君主百官为民表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以治吏,宽以治民,培育良好的政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因而为政必须为民、爱民、养民、富民、教民,使之“有耻且格”,培育淳厚民风;个人道德修养,着重自律,通过“内省”、“慎独”、“苦心”、“劳志”,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也注重舆论监督,形成人人奋发自力的社会氛围。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尽管不乏可取之处,但它所浸透的封建意识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亦须认真加以辨别和批判。

  关键词: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历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思想很早就提出来了。甲骨文中已出现“德”字,《尚书·盘庚》篇中多处讲到“德”:“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其意义大体上都是指的一种道德境界。不过,由于商朝统治者一味依靠上帝祖宗神的保佑过日子,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不重视,所以也就未能对“德”字作更多的发挥。真正提出“德治”思想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的“德治”说是通过“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皇天上帝对谁都不偏私,只辅佑“敬德”之人。他谆谆告诫以成王为代表的周朝最高统治者,要时时以夏殷“失德而上”为鉴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操持政柄,像文王那样,时刻抑制享受欲望,“克自抑畏”,不要贪图安逸,不要大兴游观,不要无休止地田猎,更不要聚徒狂饮,而是要不断加强个人的修养,在道德上成为万民的表率。为此,必须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各级执政人选坚决摒弃无德无才的“谶人”,选取“克明俊德”的“吉士”、“常人”,从而达到“劢相我国家”,“以觐女五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尚书·立政》)的目的。为此,还必须“保民”和“慎刑”,要“闻小人之劳”,“知稼穑之难”,(《尚书·无逸》)关心百姓的疾苦,使之过上温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界空前活跃,形成了犹如小山乍裂、波洪起涌般的“百家争鸣”思潮。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杂、农、兵各派,互相辩诘,异彩纷呈,在政治思想方面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春秋末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提出了“德政”的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特别强调国君道德人格的榜样力量:“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因此,国君应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严于律己”、“薄责于人”、(《卫灵公》)“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仁人君子。在强调君主的道德人格的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对所有人的教化作用,要求以“德”为先导,以“礼”为规范,化导百姓,使之成为自觉接受统治的顺民。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发挥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将“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要求给百姓以看得见的实在利益。孔子的“德政”思想也包括“任人惟贤”的内容,提出“尊贤而容众”,实际上是各级执政人选的道德和能力要求。当然,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刑的作用,他认为“为政”最理想的运行原则应是“宽猛相济”,对那些敢于反抗统治秩序的百姓必须“纠之以猛”,用刑罚使他们惮于反叛。

  孔子死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他们进一步丰富了“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是通过“仁政”阐发的。他发展孔子“仁”的学说,将“德治”表述为“政在得民”的“仁政”与“王道”。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即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他强调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得民心的关键是当政者“以德服人”,这就要求当政者首先是一个仁人君子,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梁惠王上》)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教民”的前提下“养民”,给民以相当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同时还要“省刑罚,薄赋敛”,使“黎民不饥不寒”,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教化的功能就更能显现出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百姓就会上下协和,“王道”也就实现了。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闪光之点是他认为推翻“虐民害物”的暴君暴政是正义的行动,所以他大力赞扬“汤放桀,武王伐纣”。“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桀,未闻杀君也。”(《梁惠王下》)

  荀子的“德治”思想着重阐发了“重民”与“尊贤”的理念。他第一次以舟水比喻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由此他提出“爱民”、“利民”、“惠民”、“裕民”、“宽政”等一系列主张,并认为这是社稷长治久安之本,他说:“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在“治人”与“治法”的关系上,他强调“治人”的作用:“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他要求国君与各级执政人选都应是品德高尚、能力卓越的君子,所以必须打破世卿世禄的制度,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王制》)“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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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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