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荣:“德行”与诠释

2018-02-08 09:25 来源: 作者:潘德荣

"Virtue" and Interpretation

  作者简介:潘德荣,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176期

  内容提要:孔子删订六经,开启了一种新的诠释路向,即通过经典诠释来阐发儒家义理,旨在“立德”、“弘道”。检视西方诠释传统,与孔子的诠释理念最为相近的是亚里士多德和伽达默尔,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实践智慧”出发思考德行的诠释问题。古希腊学者的用力之处是从“实践智慧”中推导出“德行”;伽达默尔虽未能充分关注诠释的价值向度,但是他所揭橥的“实践智慧”却指出了推动现代诠释学继续前行的方向。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孔子关于德行的思想,对于解决诠释理论中关于理解的价值取向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行”的诠释学意蕴便在于它真正实现了诠释活动中的理论与实践之互动互摄与统一,孔子以此为核心的诠释学理念是一个值得期许的诠释学向度。如果我们将中国诠释学的构建纳入到世界的“诠释学”视野中来考察,它就不仅是作为整体的诠释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还是诠释学研究得以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进而提升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德行诠释学”——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诠释学/实践智慧/德行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西方诠释学。在此后的30余年,诠释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首先体现在我们对西方诠释学的译介与研究,不过目前特别令学界关注的,却是借鉴西方诠释学来建构中国诠释学的努力。这项工作肇始于海外华裔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是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①和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hermeneutics)。②前者重在对诠释学的哲学探索,后者侧重于提炼诠释的方法。在国内学者中,汤一介曾“五论”“中国解释学”之构建问题。由于他们的积极推动,我国学界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诠释学”不能仅限于对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如何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来反思中国文化传统中丰富的诠释经验,以建构现代的“中国诠释学”,是一项更为迫切的理论任务。

  虽然人们的诠释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诠释学,是从狄尔泰开始的,他创立的体验诠释学乃是哲学诠释学的第一个形态。诠释学的哲学化转向,使得诠释学终于与它由之从出的解经学(exegesis)分道扬镳了。用最简要的方式来描述它们的根本区别:解经学所指向的主要是对经典的正确解释,解决“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理解”问题。因此其重心在于提供正确的理解与解释之方法论;而哲学诠释学并不解释具体的文本,它所关注的是理解与诠释的本质、理解与我们的生命之关联等问题。海德格尔的诠释哲学(hermeneutische Philosophie)、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将理解主体视为诠释的目标,一切被理解的对象都被当作到达这一目标的中介。理解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通过对文本(所有被理解对象)的理解而达到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标志着此在的存在状态,人的此在就是在理解过程中形成、构建起来的。由此,诠释学的任务从解决“如何正确理解”问题彻底转向了“理解何为”问题。如果理解是人的存在自我形成之方式,那么诠释本身就不能仅仅被视为纯粹的认知性活动。相反地,它是“自我理解”,它所指向的主要是作为主体之意识活动的“实践”(Praxis)。诠释学也因此被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范畴,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所收获的始终是愈益广阔与深入的自我理解,此即意味着,诠释学是哲学,并且作为哲学,它就是实践哲学。”③惟从实践哲学出发,“实践智慧”(Phronesis)④作为西方诠释学之基石的作用才得以凸显。我们的研究进而表明,“实践智慧”同样也是构建中国诠释学的基础性概念。若基于“实践智慧”建构中国诠释学,“德行”概念便是其核心。

  我们注意到,伽达默尔在其《作为理论与实践任务的诠释学》一文中,已经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阐发诠释学的任务。但是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指向与人的社会生活相关的理论领域之思维活动。这也同样适用于他对“德行”概念的理解:“从人的本质中所导出的基本德行(Grundtugend),因而就是引导他的实践之理性。”⑤正因如此,笔者看来,只有基于中国诠释传统的“德行”而建立的诠释学,才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涵盖了意识活动和践行两者之“实践”)之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中,亚里士多德诠释思想中作为终极标准的“神意”退隐了,代之而起的是孔子所倡导的经典诠释的人文教化之目标,伽达默尔诠释学也由此而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中国诠释学”只是一个名称,用于区别于迄今所知的各类西方诠释学体系。但是这一名称很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诠释学”仅仅是指“中国诠释传统的”的诠释学。事实上,在现代学术视野中构建中国诠释学,这一学科就必然会跨越时空的界限,深入地反思与整合“古今中外”关于诠释问题的各种思想资源,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其铸造为一个具有更为广泛适用性的理论形态。本文的基本立场,就是将“诠释旨在‘立德’”作为“中国诠释学”之根本取向。在笔者看来,正是将“立德”确立为诠释学的任务,使“中国诠释学”与各种西方诠释学得以明确地区别开来。并且,由于“立德”概念取自于中国的诠释传统,我们以“中国诠释学”来标志这种具有“世界性”的新型诠释学无疑是恰当的。

  本文的任务就是阐明“中国诠释学”何以是一种“德行诠释学”。本文将以中西诠释思想的比较研究为进路,目的有二:一是借鉴西方诠释学对于概念的精细辨析来完善我们对中国诠释传统的理论分析;二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之深入了解,借助中国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求其解困之道。这一过程,不仅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由此而建立起一种以“立德”为宗旨的新型诠释学——德行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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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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