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

——论刘述先儒学探索的核心线索

2018-02-09 09:5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陈鹏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n the Core Thread of Liu Shuxian's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ism

  作者简介:陈鹏,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77期

  内容提要:刘述先试图在一个新的系统中将“理一”与“分殊”重新糅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新系统的重要特色是适度消解“理一”的实体性、绝对性,使得“分殊”与“理一”获得同等的本体论地位,这样,“分殊”的文化创造才得以解放出来,分殊领域中的“价值依归”和“价值中立”才得以并存。其“理一”实际上蕴含着两种重要指向:一是“终极关怀”,指向安心立命,在儒家即仁心的托付;一是“规约原则”,指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融通。

  关键词:理一分殊/终极关怀/仁心托付/规约原则

  标题注释: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平台项目“21世纪儒学研究”(编号PXM2017_014203)的阶段性成果。

 

  刘述先(1934-2016年)的儒学探索是多方面的,有儒学史的梳理、古典儒学的诠释、现代新儒学的反省、儒学视野下多元哲学的对话及全球伦理的探寻等等。从儒学创新转化的角度看,“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应该是刘述先儒学探索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

  刘述先提出,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北宋、南宋、现代与当前。北宋是第一阶段,以程伊川为代表,“这个词语,最初只有道德伦理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儒家道理只是一个,但是因为身份、地位不同,我们的概念、行为都有分别,所以是‘理一分殊’。”(刘述先,2015年b,第18页)南宋是第二阶段,以朱熹为代表,他把“理一分殊”理解成:“天底下只有一个理,可是分的话就变成万理。……这样一来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普遍化的形上学。”(同上,第28页)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当代新儒家,以牟宗三为代表,讲以道统开出新外王,只是“他们为了维护中国的道统,不让它失坠,用非常激越的言辞,排他性太强”(同上,第31页)。当前是第四个阶段,世界已发展到“全球地域化”的时代,不能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把握常道,另外的传统都不行,而是要探索在包容的立场上寻求融通的共识,这就需要给“理一分殊”一个全新的阐释。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刘先生就提出:“以同等的重视来看待理一与分殊,把它们重新糅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才能够创获一种以往未曾充分发扬的最健康的生命情调。”(刘述先,2000年,第358页)由此立志,先生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刘述先的理一分殊思想,而是着重讨论刘述先对“理一”内涵的重新规定以及由此而建立的一殊关系的新系统。

  一、玄想宇宙观的“解消”与理一形上学

  自朱熹之后,“理一”问题首先是一个形上学问题,因此,要理解刘述先的“理一”概念,就要首先理解他在形上学方面的基本立场,在此,我们可以比照着牟宗三的思路来讲。牟宗三明确指出天道(理一)问题是一个本体宇宙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儒家之学是“成德之教”,是即道德即宗教,此成德之教内涵一“道德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道德形上学不止要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或超越的根据(本体),而且要确立此心体性体“且亦须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根据)”(牟宗三,1999年,第7-8页)。对于牟宗三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形上学的“存有化”,即道德本体(理一)不仅要解释道德存在以及一般存在的根据,也要解释宇宙的生化。

  刘述先对牟宗三道德形上学寻求道德存在的超越根源的思路是认同的,但对他思想中的“存有化”方向却有所警惕,他对宇宙论的回避就是一个表现。刘述先认为:“康德的批评哲学等于是宣判了传统玄想性的形上学与宇宙论的死刑。精确的科学知识,与形上学、宇宙论的玄想乃分属异质的两层,决不可以一贯而下,混为一谈。”(刘述先,2015年a,第513页)对于确立儒家的超越智慧,刘述先认为形上学的进路才是正途,宇宙论的玄想可以编织成一些世界假设(World Hypotheses),虽然不是毫无认知的意义,但它对于儒家内在亲证的形上学没有实质的意义。因此,刘述先主张,在对朱子思想进行现代解释的过程中,可以采取“解消神话”(Demythologization)的程序,即消除那些与现代科学不相容的中世纪的宇宙观,以便让朱子的思想精华释放出来:“朱子思想的精华并不需要建筑在这样的中世纪的世界观之上。通过解消神话的手续,我们就可以把他所悟得极为真切的中心的儒家的信息,由那些过时的神话解放出来。只有如此,‘理一分殊’才能够得到现代的新释。”(刘述先,2011年,第132页)这个“儒家的信息”就是所谓“仁、生、理三位一体”的超越智慧,它并不因朱子采纳过时的宇宙观而失去意义。

  刘述先强调,无论是由逻辑推论、经验推概,还是由玄想宇宙论来证立超越的信仰都是一种“范畴错置的谬误”(category-mistakes),超越的信仰所向往的是“深一层的真实”,来源于超越的决定或“内在的体证”。在此,我们暂不纠缠于形上学、本体论、宇宙论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想指出的是,在刘述先这里,道德本体(深层真实)的亲证始终与超越信仰的建立相关联,已不再竭力解释一切存在的根据,甚或是宇宙创化之源。与牟宗三相比,刘述先在道德形上学上的收缩是明显的,他明确表示并不完全赞同牟宗三关于智的直觉、圆善等的讨论,他说:

  就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原意而言,人只能有感性直观,不可能有智的直觉。只有在上帝的情况之下,语言、概念、存有三者合一,才有智的直觉。故牟先生说中土三教都肯定有智的直觉,其实是说人对于道有直接的体悟,并未遵守康德用这一词的原意。……康德圆善的德福一致是讲外在的果报,故必乞灵于上帝。而牟先生讲天台诡谲的圆教,所谓德福一致其实是一超越名相的境界。中土圆教并不能解决康德的问题,根本上是不关心康德的问题,似无必要把两方面关联在一起讲。(刘述先,2015年a,第335页)

  刘述先所担心的是,儒家有自家的一个思路和一套讲法,如果在诸多具体环节上都扣着康德讲,难免会导致儒家义理的偏向。刘述先当然也认同儒家天人合德的形上传统,只是他心目中的形上学基本聚焦于人的超越信仰或终极关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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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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