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迪米特拉卡吉:拉美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和历史

——D.克雷文教授访谈录

2018-02-09 10:16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A.迪米特拉卡吉

Marxism,Art and Histories of Latin America:An Interview with David Graven

  作者简介:A.迪米特拉卡吉,英 D.克雷文(David Craven,1952-2012),生前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艺术与艺术史杰出教授,长期从事艺术与大众文化的新概念研究,在诗学、政治学、艺术史等方面颇有建树;A.迪米特拉卡吉(Angela Dimitrakaki),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高级讲师,爱丁堡大学国际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协调人,主要研究艺术史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译 者:郑祥福 郑祥福,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72期

  内容提要:拉美的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的艺术和历史相关联。该访谈呈现了D.克雷文自1979年以来在艺术理论领域的理论贡献,揭示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艺术理论。克雷文认为,在艺术理论领域,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巴斯克斯的艺术观就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艺术领域广泛接纳了多元主义的观点,发展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等,不过他的理论在对待艺术的抽象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是宿命论的。拉美的女性主义艺术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反思,其对艺术理论的研究发展了现实主义,其中特拉巴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艺术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认同,坚持艺术创作的政治立场、艺术的阶级属性。

  关键词:拉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D.克雷文/马里亚特吉/巴斯克斯

 

  A.迪米特拉卡吉(Angela Dimitrakaki,以下简称AD):克雷文教授,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家,人们认为您30余年对拉美艺术和理论的研究是跨多个领域的。在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研究拉美(尤其是中美洲)艺术历史发展方面,您已出版了一些论著和访谈,将英文重要著作译成西班牙语,撰写了大量关于艺术理论方法的论文,以及建构了一个包括西方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框架。请问您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此项研究的?

  D.克雷文(David Craven,以下简称DC):作为一名生活在混乱和激进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我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干预拉美事件中一些严肃的事实。

  第一个是1973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清楚地记得我离开范德堡大学时听说智利发生的军事政变,民选社会主义政府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不管天真与否,他是我所敬仰的人)被推翻。随后,我了解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与皮诺切特政府的密切关系。70年代初,我为麦戈文的竞选活动和密西西比州的民权运动工作。很快,我那年轻人的愤怒变成了一种永久的、无处不在的搅动世界的力量。我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按照美国标准这是左派的地方)读研究生期间,这种感觉一直鞭策着我。我很幸运能够和阿多诺著名的学生D.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一起进行研究。当时批判理论在北美大学和艺术界刚开始重现,我十分感谢那时已经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的库斯比特,他指导我理解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cf.Craven and Winkenweder,2010)。

  1979年12月,仅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1979年7月)几个月后,我被授予博士学位,我感到有必要去美洲获取艺术中的革命和反帝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所以,1978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谋得一个终身教职并因此得到了这次旅行的经费后,我便出发了。那时,里根政府(1981年上台)竭力阻拦通往那里的旅行。然而,我最终还是在1982年夏天飞往了尼加拉瓜,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J.赖德(John Ryder,他现在是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哈扎尔大学校长)。我们在那年夏天所做的论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进文化政策的研究《新尼加拉瓜的艺术》获得了第一名,该奖项在纽约委员会人文科学部的理事会上得到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T.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几位核心作家的明确支持后而设立。虽然我现在能够很自豪地说这个事实,但在当时里根政府公开谴责资助我们的纽约委员会,审核我的税目以及窃听我的通讯的情况下,我绝对是受威胁的,这种公然咄咄逼人的态度持续了好几年。

  1982年8月,我从尼加拉瓜回来。1984年的夏天,我在古巴哈瓦那大学进行研究,同年5月去西班牙居住了一段时间,于1986年夏天重返尼加拉瓜。在那期间,我还第一次游览了墨西哥城。1990年2月尼加拉瓜大选之前,我又去那里参观这场决定其领导人的争论。我的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源于我那些年的研究,先是1983年我和赖德合作的《新尼加拉瓜的艺术》,再是几年后的长篇著作《尼加拉瓜1979年革命以来的新概念艺术和大众文化》,还有近来的《拉美的艺术和革命,1910-1990》。(Craven and Ryder,1983; Craven,1989; Craven,2002; Craven,2006)十多年来,我每天从事的亦是团体工作,与尼加拉瓜网络、艺术家的呼唤、见证和平等组织一起。可以说,我作为学者的眼界确实在动乱的70年代和极化的80年代得到了磨练,这是我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东西。

  AD:您能为我们举些例子说明您是如何了解到拉美马克思主义、艺术和理论之间具体的、局部性的联系吗?

  DC:我想这段时期所改变的是我对非正统马克思理论的运用和理解。比如,1982年之前我没听说过秘鲁马克思主义学者J.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①的名字,他被称为“拉美的葛兰西”。但是,不久之后,我从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和古巴共产党人那里了解到马里亚特吉是左派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就像F.法农(Franz Fanon),而且他是在本土主义(indigenismo)②方面对抗J.巴斯孔塞洛斯、M.加米欧(Manuel Gamio)等保守思想家的有力武器,无论是在中美、南美还是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如若不了解马里亚特吉在欧洲之外对于马克思思想之创新和突破的运用,那将无法在研究上取得进展。

  事实上,我认为,我对于墨西哥艺术史较为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墨西哥壁画家D.里维拉(Diego Rivera)与马里亚特吉的一致之处。他们各自深入阐释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和本土主义,他们也都反对巴斯孔塞洛斯的右翼观点。然而,现在很多艺术史家总是错误地将反马克思主义者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与里维拉壁画中蕴含的思想相提并论。(cf.Crave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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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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