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传:苏联经验与新中国美学发生的史与思

——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美学讨论为中心

2018-02-11 09:45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李圣传

Soviet Union Experience and Chinese Aesthetics in 1950-1960

 

  作者简介: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发信息:《文学评论》第20175期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解冻”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使得苏联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了“自然派”“社会派”与“主客观统一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对苏联美学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在“以苏联为师”的破旧立新语境中,全面学习与挪用苏式美学资源及其理论范型,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学建构的基本方向以及“十七年”美学学科建设的话语基础。正是苏式美学话语的膨胀影响与前置阅读,中国美学讨论中形成的影响最大的三派美学,即“客观派”“客观社会派”“主客观统一派”,与苏联美学讨论近乎同步共振,更在模式引进与话语移植中烙下了苏式美学讨论话语的“同一性”底色。苏式美学模式对欧美美学模式的置换,导致当代中国美学重新回到古典本质主义的美学范式中,直至80年代感性解放潮流下对西方现代美学及中国传统美学话语的补接才得以转型和复苏。

  关键词:苏联经验/美学大讨论/美的本质/主客二分/认识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黄药眠年谱整理及其文艺思想研究”(16CZW002)阶段性成果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话语,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国都是极为陌生的,尤其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美学批评与话语重建,无论是哲学素养还是知识水平,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要求。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正是在这种学术境况下仓促上演。在批判朱光潜“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大环境与“百家争鸣”的小气候中,要想真正从学理层面对美学问题加以学术层面的论辩并非易事,因而急需率先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常识,以便进一步运用和讨论。于是,在各行各业“以苏联为师”的政治语境中,从“苏联经验模式”中寻找理论的话语资源,成为了中国学界讨论美学、展开美学论辩,并形成不同观点相互争鸣的外部推手。

  现在看来,中国美学讨论中形成的各派美学观点,在深层话语机制上正清晰体现着苏式美学模式的话语膨胀及其范式推演。蔡仪“客观派”、李泽厚“客观社会派”均代表着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美学思想,在论争中也始终以权威自居。朱光潜“心物关系说”、高尔泰“美即美感说”作为上一时段西方美感论在1949年后的余韵回音,只能选择艰难的“苏化置换”以获取生存权和话语权(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论”),否则只能在政治批判中提前退场(高尔泰“主观论”)。当然,这种“域外经验”的“模式选择”及“话语更替”有着更为深层的运作机制,即政治语境中发源于“延安整风模式”中毛泽东“讲话”而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导性文艺原则。这种“苏化”倾向及“革命力量”在1949年大一统的学术语境中成为全国性推广的话语生产机制,具有唯一有效的合法性。正基于此,从域外之美、模式之鉴、影响之源三个层面出发,深入系统地考辨苏联美学的讨论状况及其对新中国美学的发生和影响,并对中苏美学的复杂性源流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对于厘清和反思特定时段内中苏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话语关系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域外之“美”: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美学

  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苏联形成了以大批判、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致使思想文化界理论趋于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尤其是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将资本主义文化视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载体,必须肃清和抛弃,进而以钦定风格流派的方法代替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由此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片面狭隘。尽管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冲击了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与生机,但因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始终未能彻底打破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造成文学艺术问题的阻滞。反映到美学问题上,则集中表现在五六十年代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论争中,讨论持续多年,并形成“自然派”“社会派”与“主客观统一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自然派”

  受战后反西方及反美学的孤立主义运动以及庸俗化唯物主义的影响,苏联在50年代初中期形成了以德米特里耶娃、波斯彼洛夫、伊万诺夫、斯莫利亚尼诺夫、叶果罗夫、里曼采娃等人为代表的“自然派”美学。“自然派”在方法上严格谨守哲学认识论,主张“要根据反映论来解决艺术中的美的问题”①。这种从反映论出发进而将美的审美特性“客观实体化”的理解在波斯彼洛夫的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

  新学派的拥护者们有时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轻蔑地称为“自然派”,而高傲地自称为“社会派”。实际上,反对他们的人并非“自然派”,而是唯物主义者。后者坚信,审美的感受、认识和关系离开物质的审美客体就不能存在。新美学派则丢弃了这个客体。他们是在主观性这个极不稳固的沙滩上建造其“审美”大厦的。②

  “自然派”对“美的本质”的理解囿于“主客模式”的认识论框架内,强调对“客观现实”的唯物反映,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倾向显然深陷于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内。正如叶果洛夫所宣称的:“列宁的反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彻底科学地理解艺术、现实主义本质、艺术家在认识生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艺术中的真正创新和艺术形式与种类的多样化的哲学基础,是同美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方法论基础。”③将艺术中的形式、流派、风格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起来,对这门发源于西方的“感性学”学科话语而言,简直是根底上的伤害。这种美学破坏也烙印在了“自然派”的美学主张中,这尤其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纯粹从“客观自然属性”尤其是从自然现象的和谐、均称、协调等物理属性出发找寻美。捷林斯基宣称:“美存在于自然界里,它是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感受的客观现象,对于这个论断似乎谁也不会发生怀疑”④。伊万诺夫也认为审美属性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界给予的”且“不以人对它们的关系为转移”;另一种尽管“由于人的出现,才产生了美”,却是“为社会存在的客观过程所制约”因而“仍由客观所决定”⑤。美的客观自然属性,集中体现在事物的合理性、一致性、节奏、韵律等物质本身属性中,罗马年柯认为:

  我们赞赏花卉,赞赏花朵的娇嫩的色泽,它的匀称和形式,并且由于这是天然的、不假人工雕琢、而又是匆匆一现的美而更为之心醉。……当然,矿物、花卉、灌木丛、树木或森林以及整个风景,它们的美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并且不依赖于人类而客观存在。⑥

  “自然派”主张美的客观性在于现实对象本身固有的属性,但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人那里,美学标准会有不同的变化呢?对此,德米特里耶娃解释说:“美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可是对它的感觉能力本身是随着具体历史条件而发展的,而这些条件就会产生新的审美要求和美学理想。”⑦此外,艺术与生活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也不同,是“通过形象反映现实,通过个别体现一般,通过个性体现典型”⑧。因此,自然界中有的事物美,有的事物不美,这便涉及自然属性中植物界和动物界的种及属的典型性、优越性问题。

  另一方面,从自然事物的“种”和“属”出发,用自然科学的认识代替审美的把握,并对无机自然界、有机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等级优劣加以机械划分,以此作为美的尺度去确定自然美。“自然派”美学认为:无机自然界的美主要体现在“机械规律性造成的组织性”上,如天体的空间转动、大海沙漠的趋向平稳、潮汐浪花的节奏,等等,都是无机自然存在的“组织性”表现,人的感知正是这种“自然生活的客观审美属性”⑨的反映造成的;有机生命的美则表现在“类的优越性与进化程度”,并要从“门”“纲”“属”“种”的“相对优越性”进行比较。与从客观事物所属的“进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的“相对优越性”对有机现象加以“审美”评价类似,对于“社会生活现象”的美则要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本质的差异”加以判定。如原始公社时期生活中的美主要体现在人体美与“种族特性”上,阶级社会生活中的美则体现在人的性格和活动中积极的和消极的道德品质上。然而,无论何种审美属性,“审美观点是以这些现象的生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作为自己的对象的,这个方面独立存在着,不以认识它的人的意识为转移”⑩。

  很显然,在持“自然说”的美学家眼中,自然现象或事物的“美”并不是人们主观地“加”到具体现象中去的,而是生活现象本身具有的“客观审美属性”。强调美的“客观自然性”,主张对象的审美本质由其“客观特性”所决定,始终是“自然派”学者在美学争论中的底线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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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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