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吉雄:名、字与概念范畴

2018-02-20 08:11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郑吉雄

Name,Word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作者简介:郑吉雄,香港教育大学文学与文化学系 郑吉雄,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史讲座教授,主要从事《周易》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史、中国经典诠释学研究。

  原发信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4期

  内容提要:这里作者想要申论五个重点:一则说明义理有时可以先于训诂,有时则训诂宜先于义理,并无确定的途径。二则借章太炎《原名》一文的论述说明“名”的建立与系统化,和人类对天地万物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研究“名”应该从认知的过程与限制思考先秦诸子开展其“名”学的途径。三则借《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名字章”之说,析论“名”与“字”的范畴。四则引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评述“名”、“字”、“概念”、“范畴”的纠葛,认为四者难以区分,亦不宜勉强区分,因为汉字具形音义统一的特性,“义”常与形音相纠缠。当前要务是建立一个简便精准的名称,以统摄诸名。五则举“中庸”、“独”、“集义、集虚”、“性善”等四个例子,说明研究范畴,不可囿于学派派别,而忽视了不同学派对于同一范畴或故意展现不同诠释的可能。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scopes of names,key words,concept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Chinese philosophy,inclu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hilological approach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the formation of "names" and how it links to the nature of epistemology,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ng"(names) and "zi"(words) in the pre-Qin period.The author also reexamines the methodology declared by Zhang Dai-nian in his famous book A Concise Discussion in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topic,the author discusses four examples on how different schools/philosophers use the same concepts/conceptual framework to induce different meanings/thoughts.

  关键词:名/字/概念/范畴/Names/words/concepts/framework

 

  一、缘起与方法论

  中国经典概由汉字书写而成。由于汉字特殊的构造,音义统一在文字构形之中,“形”或有异写而有异文,“音”或以异音(包括汉儒所谓“读为”、“读若”等例子)而别义,“义”因着“形”、“音”的变或不变,更可以作各式各样大小幅度的分歧、引申,而有种种变化(variations)。此种现象,从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中即可获得较全面的观察,因为《释文》广录先秦儒家、道家等各种经典,著录汉代以来学者所持不同版本所记录的字形、音义的异同,其例最多。中国经典传注传统(commentarial tradition),对于汉字的意义阐释,极为重视,古今著述之多,实在难以胜数。先秦习用语,多称具有丰富含义的字词为“名”;宋代以后,则多称之为“字”。这在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以下简称《要论》),已有所说明。[1](PP.1-3)而传统哲学家或用“原”字加上某一概念范畴,作为文章的题目,加以阐发。此从韩愈(768-824)《原道》《原性》等篇即发其端,至千余年后唐君毅(1909-1978)《中国哲学原论》亦承继其端绪。

  自陈淳(1159-1223)著《北溪字义》(或题《字义》《字义详讲》)阐发朱熹(1130-1200)理学观念,影响更及于朝鲜及日本。《北溪字义》先在朝鲜翻刻,题为《性理字义》,其事在1553年。传至日本,伊藤仁斋(1627-1705)著《语孟字义》,浅见纲斋(1652-1711)著有《性理字义讲义》《性理字义口义》,荻生徂徕(1666-1728)著《辨道》《辨名》。其他像渡边毅著《字义辨解》、佐藤惟孝(1683-1755)著《名义录》,一时之间,讨论字义的风气甚盛,足以说明日本学者治儒学深受中国经典传统的影响。而在中国至于清代,研究字义之风不绝,著名的如戴震(1724-1777)《孟子字义疏证》,刘师培(1884-1919)《理学字义通释》。朝鲜和日本儒者主要受宋学影响,我们也应注意,由先秦之“名”学,到宋以后的“字”义之学,其间的复杂发展,亦未必是异邦学者尽能明了的。

  近代治中国哲学的学者颇措心于中国经典的“名”、“字”与概念范畴。如冯友兰(1895-1990)《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即揭示“天”、“人”、“性”、“命”等概念范畴,加以释论。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亦标举哲学范畴“道”、“理”等,以作为全书纲目。张岱年(1909-2004)于1987年发表《要论》,概分“自然哲学概念范畴”(上、下)、“人生哲学概念范畴”、“知识论概念范畴”共四篇,前有“绪论、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不但作出理论性的说明,更胪列概念范畴至六十条,网罗之广,竟较《新理学》多出数倍。冯、唐、张都是专研哲学的学者,因为不具备古文字训诂的专门知识,对于标示这些范畴的每一个“名”或“字”,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构形和读音的分析。相对上,近代从事文字声韵训诂即所谓“小学”的学者,似乎对于将汉字“形音义”三元素中的“义”推衍至哲学领域讨论,也没有太大兴趣。由此可见,近代学界对于范畴的讨论,哲学学者关切较深,小学学者关切较浅;但也因此而导致范畴的研究,长期缺乏了小学方面知识的支撑。这是相当可惜的。

  个人从事“名”、“字”及概念范畴的研究十余年,可追溯至2002年筹划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2-2006)时。当时我参与黄俊杰老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团队成员各有专研课题,或为日、韩儒学,或为东亚礼制,而我则特别从东西方文明差异性着眼,意识到汉字形音义统一的特性,有别于拼音文字。传统经史子之学,凡研究汉字,皆本于“训诂”、“义理”两种取向,而彼此又颇有鸿沟。这种鸿沟,造成了汉语特性所建构的中国经典传统精神,常未能获得充分发扬,不容易在东西方人文学上显示其特质、特性。值此二十一世纪之初,必须藉由新学术方法考察,全面董理,将旧观念之弊摧陷廓清,新典范才有可能确立。因此我从实务与理论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一)实务上,有系统地选取经典史籍中重要的“名”、“字”和概念范畴一一梳理。个人早在1993年已撰文分析章学诚(1738-1801)的“道”观念,[2](PP.303-328)2007年又研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考证方法及“群”、“欲”观念,[3](PP.35-81)近年并比较戴、章“理”、“道”观念的渊源;[4](PP.163-175)在《易》学,则从古文字形解析“乾”、“坤”、“阴”、“阳”、“易”等字义;[5](PP.33-52)在思想史,则与甲骨文、声韵学、语法学的同行合作研究先秦经典的“行”字。[6](PP.89-127)2010年后我进而针对“中”、“太一”、“天”等核心概念范畴,一一深入研究。[7](PP.181-208)[8](PP.145-166)[9](PP.63-99)其中2015年发表的《释“天”》一文,融合天文、历法、经籍、古史等材料,尤可代表我近年的心得所在。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