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蔡仲:法国科学哲学中的进步性问题

2018-02-28 08:5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刘鹏/蔡仲

Progressive Issues in French Philosophy of Science

  作者简介:刘鹏,蔡仲,南京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77期

  内容提要: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进路,使进步性问题成为其核心关注点。面对迪昂、勒鲁瓦等对科学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挑战,巴什拉建立了一种断裂式的理性主义进步观,确立了当代法国科学哲学的方向;康吉莱姆“更新”了巴什拉的历史认识论,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向概念,在认可“断裂”的同时,承认科学史的“继承性”,弱化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拉图尔作为法国传统与英美传统的交汇点,以本体论的方式复兴了连续性立场,并将对科学进步的考察拓展到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法国科学哲学对进步性问题的独特处理方式,规避了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

  关键词:科学进步/巴什拉/康吉莱姆/拉图尔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编号11CZX017)的阶段性成果。

 

  进步性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分析进路的科学哲学基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二分,一方面将进步性与合理性等同,进而赋予它以方法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将科学塑造为普遍理性的化身,使其成为丧失历史性的“木乃伊”(参见哈金,第1页)。而法国科学哲学则发扬了孔德哲学传统中的历史维度,在一种“民族志”(cf.Althusser,p.163)田野研究的意义上考察科学,反对实证主义和逻辑分析。既然科学需要在历史中展现其进程,那么进步性问题很自然就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关注点,进而,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也就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按此标准,法国科学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连续性阵营:彭加勒、迪昂、梅耶松、拉图尔等;非连续性阵营: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福柯等。连续性阵营基本主张日常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的连续性(彭加勒)、科学不同发展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彭加勒、迪昂)以及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深层一致性(梅耶松);非连续性阵营则往往强调日常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异(巴什拉),并拒绝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当然,连续、非连续和进步主义、相对主义这两组范畴之间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它们仅仅表明了科学进步的发生机制的差异。考察法国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巴什拉、康吉莱姆、拉图尔的科学进步观,对厘清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脉络、反思相对主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民族志”:巴什拉的断裂式进步观

  巴什拉的断裂式进步观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梅耶松基于对合规律性与因果性的区分而采取的先验哲学进路、迪昂的整体论以及勒鲁瓦的极端约定论所蕴含的相对主义立场,彭加勒与勒鲁瓦关于科学事实的争论等。巴什拉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以历史分析取代先验进路,以事实的建构性规避实证主义,将“技术唯物主义”和“应用理性主义”结合规避相对主义。

  巴什拉进步观的核心立场是历史主义,“科学自身的存在是以知识的进步来定义的”。(Bachelard,1972,p.36)按阿尔都塞的评价,可称之为理论“民族志”。“认识论的断裂”是理解这一进步观的关键。断裂是在对认识论障碍的破除中实现的,它是科学进步的发生方式,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指科学与常识或原初经验的断裂;二是指科学理论发展序列之间的断裂。“原初观察”对科学精神是无益的,后者必须在“纯化自然实体并赋予混乱的现象以秩序之后才能从自然获益”,因此它是“反自然”的,具有“内在”的“批判性”。“观察与实验”之间的“断裂”使得科学精神必须在破除实证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原初观察成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障碍。(cf.Bachelard,1967,pp.19-23)认识论障碍的第二个层面是历史性的,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曾经获得进步标签的科学也可能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新旧科学之间的更替是断裂式的,在逻辑上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甚至可以说它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管通过知识的积累还是强化对测量手段的关注抑或是对某些原则的细微调整,都无法使我们从前者[牛顿体系]进入后者[爱因斯坦体系]。”(Bachelard,1968,p.42)既然不同理论有不同的世界观,那该如何衡量科学的进步呢?巴什拉认为,进步性体现在先前理论往往成为后继理论的一个特例,“在旧学说[牛顿物理学]与新学说[当代物理学]之间所存在的并非发展,毋宁说,旧思想被新思想囊括在内”。(ibid.,p.58)

  这只是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标准,科学进步的具体发生机制如何呢?在巴什拉看来,科学是在心灵与物质世界特别是仪器的辩证作用中前行的。他用“技术唯物主义”和“应用理性主义”来说明这一过程。技术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其要旨是科学事实不具有自存性,它是被仪器建构出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被给予的,一切都被建构”。(Bachelard,1967,p.14)尽管是被建构的,但它们却是客观的,“客观性”并非一种“原初的给予”,它需要的不是“展现”,而是“证明”。(Bachelard,1968,pp.11-13)因此,“素朴实在论”是错误的。既然现象内在于实验和仪器,那仪器又从何而来?这就要涉及到巴什拉的另外一个观点——“仪器仅仅是物质化的理论。从中所产生的现象也承载了理论的印记。”(ibid.,p.176)由此,巴什拉走向了“应用理性主义”,说其是理性主义的,是因为科学活动需要理性心灵的参与;说其是应用的,是因为理性无法单独创造出科学概念或科学的对象,它必须以与仪器或现象技术的辩证互动为基础。“当其[科学]进行实验时,必须进行推理;当其进行推理时,亦必进行实验。”(ibid.,p.7)这样,巴什拉就既远离了康德,也远离了笛卡尔,同时又规避了迪昂整体论以及勒鲁瓦极端约定论中的相对主义蕴含,发展了一种“非笛卡尔式的认识论”。

  在进步的方向性问题上,巴什拉拒绝观念论和实在论,他认为进步并非指向某个终极目标,因为这种终极性知识无法达到。一方面,“即便是偶然,也绝不可能发现关于实在的准确知识,因为思想与实在之间的重合是一个十足的认识论怪物”(Bachelard,1927,p.43);另一方面,并非存在一个普遍理性,而科学以此理性为标准,相反,理性要在科学中体现出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标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存在的只是“局域合理性”。(cf.Bachelard,1966b,p.119)既然理性要以科学为圭臬,那么,哲学必须要随科学而“进步”,“科学创造了哲学”(Bachelard,1968,p.3)。相较于传统认识论,巴什拉的新科学精神就是顺应新科学革命而提出的更为“进步”的哲学。

  巴什拉的进步模型与库恩的思想乍一看是比较相近的,但其根本立场却截然相反。库恩强调范式的文化内涵,最终走向了“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而巴什拉则通过对科学的“哲学批判”,从而走向了认识论。这正是他们在进步性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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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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