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经典解读中的原创思想负载

——从《孟子字义疏证》与《孟子微》看

2018-02-26 22:19 来源:《中国哲学史》 作者:任剑涛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与康有为《孟子微》两书,来观察近代中国学人借助于解读经典而伸张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社会变革主张的原创性思想局面。文章比较戴震与康有为解读孟子的方式、途径与理论意图都存在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二人的解读意愿有关,也与时代有关。文章还指出了解经方式在近代所遭遇的思想紧张,分析了其中的悖谬性问题。

  关键词:戴震/孟子/康有为/解经/解释

 

  在现代西方学科分化方式决定性地影响中国学术界关于学术讨论的学科分际方法以前,从经典出发申述学者的意见,是传统中国从事学术事业的基本方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解读经典的方式,就只能在古代经典的思想约束下,而不能有任何思想创造。尤其是在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交汇的近代边沿,兼具学问家与思想家两种职能的学人,正是通过对于经典的解读,来申述一种与变迁时代相吻合的原创思想与社会变革主张的。本文选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与康有为的《孟子微》两书,来观察近代中国学人借助于解读经典,而伸张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社会变革主张的原创性思想局面。这种解读,正好符合疏解经典思想的内部解释、与诠释社会功用的外部解释两个解释视角相结合的解释学要求。或许,正是在这种内外部的双向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以来儒学面临第三个原创期(注:儒学的三个原创期是指,作为第一期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为第二期的宋明儒家思想,以及作为第三期的现代新儒家思想。第一期是儒家本土化发展的时期,第二期则是回应佛道两家的思想挑战创新儒家的时期,第三期便是应对西方思想冲击创造性转化儒家的时期,这里采用当代儒家思想家杜维明的说法。参见杜著:《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的时候,何以可能应对原创的需要,而出现一个创造性转化的新发展。

  一、路径问题

  解读经典,可以有两种路径:解经的与解释的。就中国古典思想学术而言,围绕儒家经典的解读,便形成了以解经的方式读经典的“汉学”传统,以及以解释为取向读经典的“宋学”传统。前者具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取向,后者则具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取向。在经学史的范畴内来看这种区别,意义重大。因为,恰如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所讲,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学术的两个重要时期学术思想旨趣相异的学术主潮。(注: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所收《“汉学”与“宋学”》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本文的论题范围内,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系采用何文光整理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本文中的戴震该书引文,均只注篇名。)与康有为的《孟子微》(注:康有为《孟子微》一书系采用楼宇烈整理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本文所引该书,亦只注篇名。),均属于经学范畴。但是,二者又不是简单地可以解经或解释的对峙性分割加以对待的。他们都是试图借助于对儒家经典《孟子》的解读,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意图的。其思想路径,同中存异:从经典解读对象的选择上来看,二者具有对于《孟子》思想价值共同认可的一致性。但是,如何可以获得对于《孟子》有效解读的视角,以及在思想主题的选取上,则发生了较大差异。于是,从经典解读的基点出发,后起思想家创造性地阐释自己思想的路径,也就发生了分化。

  先分析一下二人思想路径的一致性。二人选取疏解《孟子》来伸张自己的思想,具有共同的思想起点。无疑,作为二人解读对象的《孟子》,具有一种二人所共同认可的思想史价值。这对于一个试图借助于原典解读,来创造性地阐发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原典的思想史地位对于后来思想家可以借阐释而达到的思想水平高度,具有一种起点高低和视角上的决定作用。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斯为滥也”的阐释意义,就在于此。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戴震,还是康有为,都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性。

  戴震在写作《孟子字义疏证》“序”的时候,就明确指出,“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呼,不可易矣。”而康有为也在《孟子微》的自序中指出,“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自序一》)又言“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许其为善而超擢之,著灵明之魂于万物皆备之身,信其诚有而自乐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贵显之,以普救生人于昏浊污蔽之中,莫如孟子矣!”(《自序二》)可见,戴震与康有为均认定孟子思想的精微意义与社会功用上的显著。这使得戴震可以在《孟子》中以精确的“字义”疏证来“重建”原始儒家的本原性思想,而将宋儒对于原儒的歧解视为游离了“作者”与“文本”的理解。从而,将戴震自己的理解以有效解释为根据保护起来,似乎儒家的真精神在远离了宋儒的理解之后,足以恢复其历史面貌。至于康有为,则更是在对于《孟子》的微言大义的疏解中,获得申述自己见解的“文本”依据的。他将孟子抬举到一个历史的思想顶峰位置,其实为的是给自己依傍于《孟子》申述思想,提供权威性理由。这种对于《孟子》的选取,在儒家经典的解释史上,有为我们所熟悉的理由,那就是现代新儒学家牟宗三所说的,孔子是一个仁者,而孟子是一个智者。(注:参见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在儒学的思想谱系中,孔子开辟了思想道路,而孟子则对于儒家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且具有鲜明地捍卫儒家教旨特色的阐释。

  就此而言,戴震与康有为都是以解经为名进行解释。意图不是在维护经典权威,而是在借助于经典的读解,将原有文本中似乎隐而不彰的思想凸显出来。于是,戴震与康有为都需要将解经与解释融合起来。按照解经的路径,解经者需要以“我注六经”的态度来对待解读的对象。因此,他不能不对于《孟子》文本予以基本的尊重。而解经之外,试图携带解释的意图,将解读者的思想观念搭挂在解经上,则必须借助解释的方式。否则,解经只能提供原有文本字句的权威再证实,而解释的依傍感也就弱了。解释,则需要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进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思想视差,并且同时寻求一种理解中的视界融合。对于思想家来讲,以解经求解释,常常是他们面对文本的基本态度。对于学问家来讲,则可以放心承诺文本的经典权威,而单纯进行文字语句的考释。戴震与康有为,均为思想家。他们对于《孟子》的解读,绝对不可能停留在文本字句的准确考释上面。他们着眼于《孟子》的,是其中所蕴涵的可多向理解的思想的丰富性。换言之,《孟子》文本在儒家经典中具有少有的文本开放性。于是,必须首先重视对《孟子》这部儒家经典的解读,使得戴震与康有为成为经学家。而透过《孟子》的解读申述自己的思想,则使得戴震与康有为成为思想家。解经依傍权威,解释依赖创新。解经重视学术,解释推崇思想。以解经求解释,则二者的优势可以期望兼得。

  从解释的可能性上讲,以解经求解释,有两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一是思想性的搭挂,这是一种将解读者个人的思想经历与经典的原有观念进行关联式的铺排,从而产生的解释性思想成果;二是社会性的发挥,这是一种将经典中原有的观念与当下社会的运动关联地思考的成果,前者是向内的,后者是向外的。在近代边沿上,经学态度的变化,已经使得经学不能宥限在单纯的寻章摘句之中。解经传统中的乾嘉朴学与清代学风的思想走向具有一种歧异性:不注重思想界面的文字训诂学家,作为乾嘉朴学的正宗,自然是清代学风的主流。但是戴震学风的两可性——源于解经而追求解释,使得他对于经典中的思想界面非常重视。他正是通过对于《孟子》的思想性搭挂,成为一个哲学——伦理学家的。而康有为的经学学风,就更是继承了今文经学的传统,意在透过经典凸显自己的社会思想,因此他具有一种社会理论的意味。就此而言,前者的内部解读与后者的外部解读,在以解经求解释的成就上来看,并没有绝对的水平差异,仅仅是思想路径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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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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