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智:论《易传》的学派属性

 ——与陈鼓应先生商榷

2018-02-26 22:21 来源:《周易研究》 作者:陈启智

 On the academic school of thought Yi Zhuan belongs to ——to discuss with Mr.CHEN Gu-ying

CHEN Qi-zh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Jinan 250002,China)

 

  内容提要:关于古书学派属性的判定,首先应辨析其最高范畴与核心理念,其次应观其学术方向,看其学其术到底要把社会引向何方?最后还要考察其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由是观之,《易传》为儒象的典籍,殆无疑义。陈鼓应先生所说《易传》与黄老、稷下道家之同,只是表明了《易传》对此两派道家之影响,而不是相反。

  TO judge which academic school of thought a classic belongs to,we must,at first,ana-lyze its highest category and core idea,and secondly,investigate its academic tendency to see where it would just lead thesociety to,and at last,examine its correlation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Basing on these Principles,we can conclude without any doubtthat Yi Zhuan belongs to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The same elementsbetween Yi Zhuan and Daoist school of the Yel-low EmPeror & Lao-zhi andJi-xia school asserted by Mr.CHEN GU-ying just reflect Yi Zhuan 'sinfluence on the two schools of Daoism,but not vice versa.

  关键词:易传/学派属性/儒家/道家/Yi Zhuan/school of thought/Confucianism/Daoist school

 

  在近年的学术界,陈鼓应先生所著《易传与道家思想》不啻空谷蛩音,石破天惊。《易传》一向被视为与《易经》并传的儒家经典,数千年来,无人质疑。被陈先生断给了道家学派;历史上分野鲜明的中国哲学两大流派——道家与儒家,两者的差别被陈先生消融了,消融到道家一边,儒家则变得不知去向。历代传易诸家,荀卿、扬雄以至周敦颐、邵雍、朱熹等皆是道家。所谓儒家也者,成为只剩冠冕缨緌、褒衣博带,矩行规步,无非揖让之礼;口宣指划,全是仁义说教;并无哲学语言,甚而面目不清的一群衣冠人物。

  陈书所有文章都贯穿着“道家文化主干说”的一条主线。先生初来也,即声言大陆批儒不深不透,应该继续。然而扬汤止沸,无如釜底抽薪,于是有“道家文化主干说”出;复因不破则不立,于是又有《易传》乃道家思想的一系列论证。用力之勤,收功之伟,为近年所仅见。而且影响广泛,一时洛阳纸贵矣。

  《易传》的著作年代,经过宋代欧阳修质疑之后,一直被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坚持春秋末期,还是战国前期、中期以及晚期诸说,都有当代名家的论证成说。几乎不须考据,根据需要取用即可。陈鼓应先生即是引据疑古大师之论断,将《易传》的著作年代订为战国晚期的。这样就使《易传》不仅产生在《庄》《孟》之后,亦在《管子》书后。而且出于同一目的,取唐兰先生将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书确定为战国早中期说,而将帛书《易之义》、《要》断定为秦火之后。这样一来,形势便很明显了。后出之书,承袭前人思想,这是思想发展的通则,加之陈先生的如椽妙笔,缜密论证,一座精彩的“七宝楼台”便被构筑起来。予观陈先生书,虽目迷五色,而心不能无疑也,仅献其愚,以就正于陈先生及海内外方家。

  一、关于《系辞传》的著作年代及名义问题

  先考察一下《易传》的著作年代。

  自欧阳修疑古成说,提出“系辞非圣人之所作”后,《易传》的著作年代便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现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是战国晚期说,比较慎重的是中期说,只有少数学者坚持孔子和春秋末期说。诸说之间聚散分合,远非如此崭然分明。其间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其所确定之年代,是指书的创始、流传、写定还是勒成卷帙,汇编成册等问题,都须搞清。不可用编成、产生等不确定语塞责。不然,纷坛聚讼,永无止息之日矣。总之,摈弃信史于不顾,仅以个别字词为据,推翻成说,窃以为不可。予取《易传》创始于孔子,初具规模于孔子商瞿师弟之间,口耳流传于春秋战国之际,写定亦即成书于战国前期,早于庄、孟为说。兹博采众家,述之如后:

  《周易》本是占筮之书,但到春秋时期,人们在占筮之余,已经开始对卦象进行分析,作出义理的解释。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筮遇《观》之《否》,其解爻辞曰:“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国语》此类卦象分析的筮例甚多,表明这时人们已不满足于爻辞的占断,还必须作出所以然的解释。不在于这种分析与后来的《易传》如何的相似,而在于这种需要构成了对《周易》卦象爻辞作出义理分析的普遍社会需求;而且此时已经有了类似的专书。据《左传》记载,韩宣子聘鲁时,在太史处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两书,赞叹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杜预认为《易象》就是《周易》上下经之象辞。然晋也有《周易》流传,如无新解创意,韩宣子就不会如此倾倒赞叹了。李学勤先生判断说:“《易象》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1]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先行文献,《易传》产生在春秋末期的充足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了。

  孔子整理传授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史籍备载,诸子称道,要想一笔抹杀殊非易事。(“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太史公自序》)。“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问题在于孔子的整理传授工作,是否如其所自云的“述而不作”。此语是谦词还是实述,余意兼而有之。述是继承讲述,作是创制著作。《诗》《书》《易》《礼》皆作自前人,而《春秋》却作自孔子,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所谓作,不过是在原有史书基础上的笔削删述而已。然而所以笔削的标准,发凡起例的原则,却非孔子不能为。这背后是需要一个思想体系作支撑的。诚然如陈先生所说,仁义的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将仁与义的观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之建成一个学术系统的,却是孔子。正如道字出现于老子之前,并无碍于老子享有道论哲学的发明权一样。所以孔子道仁义,可以称之为述中有作。对于《易》《礼》《诗》《书》等,也应当作如是观。述是不能理解为转述或徒事背诵的,只能是讲述,讲述就离不开多方为喻,比兴发挥,务以阐明其所蕴含之义理为指归。那么这种讲述也就是作。但“作”在当时似乎仅指经典的著作,为什么只说孔子作《春秋》,而不说孔子作《易传》乃至于《诗》《书》《礼》《乐》呢?固然是因为《诗》《书》《礼》《乐》原本就作自往圣先贤,比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说文王;“制《礼》作《乐》”则属于周公;传说《诗经》的作者也都是前代的大贤。孔子的自谦,有其必然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被孔门视若大经大法的著作中,缺少社会历史观的经典,不得不由孔子笔削补著,《春秋》的删述是堪与《诗》《书》《礼》《乐》比美的大制作,故尔被孟子称之为“作”。而对于《易》《诗》《书》《礼》《乐》,孔子只是删定、只是述而已。至于《易传》只是述《易》的产品,本来就不在“作”的范围之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孔子“作”《易传》的问题了。但其属于“述”的范围,是述中之作。

  《论语·述而》篇记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还有孔子引《易》之文的记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意为:根据《恒卦》爻辞,无恒之人,必承其羞,这是不待占而可知的。)这是孔子学《易》并倾向义理的直接证据。邓立光博士指出《宪问》篇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的补充论证正是引用《艮·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之辞。[2]若非曾子其时已有《象传》,亦必是其援引孔子论《易》语。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加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都载有孔子传《易》于商瞿,自瞿六传而至齐人田何,再传至淄川人杨何的渊源系统。据《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迁传父学,则其述《易》之辞,有自来矣。此而不可信,则将何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迁于《易传》只举《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传,不及《杂卦》、《序卦》。又偏于八传之前着一“序”字。序者,发端、次第之谓也。《尔雅·释诂》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谓端绪也。”透露了此八传,皆作始于孔子,而并非完成于孔子也。(孔颖达《正义》云:“序,《序卦》也。”从之则整句难通,异读则愈加费解,故不从。)

  据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的慨叹,说明一般弟子,只能接闻“夫子之道德文章”。至于“性与天道”,以其高深而属于术业专攻的学问。朱熹解释此语时就认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因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如《易》与《春秋》之义理,必是另有讲授,有类今之研究班之属,不仅口耳相授,而且相与切磋。当时或无讲稿,然而孔子学易心得,师弟论学语要,不容没有提纲和笔录。即使口耳相传,尔后勒之于简策.有所遗漏,有所增补,有所舛误,要非初不出于孔子也。则《易》之十翼,孔门传《易》者讲授之类编也。孔子殁后,七十子必有整理孔子遗教之议,《易传》的整理与《论语》的编辑,大约是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工作。

  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经传,并《二三子问》、《要》、《易之义》诸篇,更进一步说明《易传》与孔子的关系。《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以此为疑,孔子则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又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又“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3]不仅证明了《史记》不误,而且可以和今本《系辞》相印证。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一一作了比勘。同时指出“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语与《孟子》所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句式的相似。既然后者是因笔削《春秋》而发,则前者也必因于《易》有所述作而言,而此述作只能是解释其所乐爻辞的《易传》。

  张岱年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他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4]

  刘大钧先生接着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大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周易概论·关于周易大传》)[5]。

  高亨先生认为《彖传》是《易传》中最早的一篇,只解卦名义和卦辞,《象传》不解卦辞只解爻辞,应在其后。因其用韵多系楚地方言,作者当为馯臂子弓及其后学。[6]易卦名义和卦爻辞,是学《易》首要讲论的问题,孔子商瞿不应不赞一语,而待再传弟子解决。子弓之学得自商瞿,或其用楚语改定而已。荀子常以孔子、子弓并称,誉为“圣人”“大儒”,足以说明子弓易学的渊源所自。若为其所自著,则径自名家可矣,何须强调师承关系?又,战国前期的古书,如《礼记》中子思所作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深衣》等篇,体裁句式,辞彩文气,都与《文言》、《系辞》极其近似,且有引《易》之文,可见是子思在模仿《易传》的文风。据高亨先生考证《礼记·深衣》称引“《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出自《象传》,足证《象传》作于《深衣》之前。而公孙尼子所作《乐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下二十二句,确系袭用《系辞》而略加改动。馯臂子弓、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在“七十子之弟子”之列。根据以上诸先生的论断,可见《易传》不会晚于七十子活动的战国前期。

  欧阳修之疑《易传》,是因为他认定,“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易童子问》)。在欧阳修看来,孔子著作只能是言简义深的经书,而《易大传》则不惟词繁而且相互矛盾,圣人必不如此。斯论未免过于绝对,按照李零先生的考证,古书的形成确有其逐渐定型的通例,应该首先承认有一孔子以及商瞿草创的著作文本,亦即廖名春先生所称之祖本。孔子师弟间相与讨论的心得、议论,主攻易学的商瞿诸子,不容没有简单的笔记和课后的整理,不然如何记诵如何传播?今查《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也并不皆词约义丰。笔削《春秋》是著书,可按义例删改;讲解《易经》是授课,更多随文发挥,此坛堂讲录当与《论语》相去不远。何况讨论之辞不尽出自孔子。除“子曰”者外,余者当系从学弟子述师意之言。唯其如此,才能有“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同上)。欧阳修说:“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此语尤误。凡标明“子曰”者,仿《论语》之例,皆当时及门弟子所记授课之要也。如系讲师之言,当标以某子,如曾子、公孙尼子之类。战国儒家之书,皆以传孔子之学为号召,余者或有发挥,或稍变其语,大抵皆孔子讲易论道之意。至于欧阳修所谓二三其说以至于五,有的不过述异闻,有的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论《易》而已。如易卦起源问题即是。由之亦可证孔子讲《易》非一次,听讲之徒非一人。后经历传分合,至于战国前期写定。欧阳修其误在于不知《易传》多系弟子手记师言,并据以再加发挥的结果,与《论语》成书一样,未经孔子手定也。但欧阳修承认其虽非圣人之言,“而圣人法天地之蕴则具存焉”(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易类》),以及《易传》产生在去圣未远的三代之末,仍不失为卓识。

  再说名义。陈先生认为帛书《系辞传》尾题一“系”字,因而疑及今本《系辞传》与《彖》、《象》一样,应该称为《系传》。引证《说文解字注》系为总持,结束之意。“《系》之尾题以综论总括经义,这种体例,颇似《楚辞》篇后附以‘乱’以结括全篇。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陈先生同时指出“称之为《系》,绝非《系辞》的省称,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概念”。[7]此论甚有见地,可备一说。但因之认为,《系辞传》之名是抄定者不知“系”的含义,见传文中多次出现“系辞”一词,便随意改题《系辞》。则恐有违于事实。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引《系辞传》语称之为《易大传》,后人遂以通称。欧阳修则说:“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并且认为“《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朱伯崑先生认为“此传是通论《周易》之大义,不是如《彖》《象》那样逐句解经”。[8]此所以称大传也。高亨先生也认为:《系辞传》之系辞与文内系辞其义不同。然则以何不同,则语焉不详。实则一以指系于爻下者,一以总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下系辞之总体义涵者也。因为易经之精神俱已分见之于卦爻系辞,再加总括综理其各卦爻辞串讲以见其整体义理精神,谓之为经立传可矣,称之为系辞立传亦可矣。系辞本指爻下所系之辞,《系辞传》系指为系辞所作之传,久而久之,《系辞传》亦简称《系辞》,如《彖传》径称《彖》然。是以卦爻之系辞与《系辞传》之系辞,其名义之不同端在于此,岂有他哉。由此可以判定《易大传》是系统阐述、发挥《易经》精神的哲学论著,立论的依据全是《易经》卦象及其系辞,故有《系辞传》之称。所谓传有传达义,即须忠实地阐发经典的原意,容许传者从不同角度多方阐述发明,也可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容许自相矛盾。如《春秋》三传即是从不同侧面对《春秋》经文的传述,《左传》则史实,《殻梁》则义理,《公羊》事理兼顾,各有侧重。《易》之十翼,亦孔门先儒攻《易》之十面受敌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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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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