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知识论与哲学

——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2018-02-26 22:37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胡军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An Enquiry into XiongShili's Philosophical View HU 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内容提要: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论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Xiong Shili attempts to draw a line between philosophy andthe theory of knowledge.He believes that the only question intowhich philosophy should enquire is the question of ontology ratherthan that of knowledge.Accordingly philosophy is ontology andthe theory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science.The aim of scienceis to gain knowledge about external physical objects while thetask of philosophy is to enquire into the ultimate reality,.whichis inside the human being.He thinks that we cannot use thescientific ways to enquire into inner ultimate reality.Anotherdifferen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is thatthe method of theory of knowledge is of analysis while that ofphilosophy is intellectual intuition.

  关键词:熊十力/哲学/知识论/本体论/Xiong Shili/theory of knowledge/philosophy

  标题注释: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一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毫无疑问,知识论应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似乎与知识论相去遥远的伦理价值也与知识论密切相关,苏格拉底不就曾说过“美德即知识”这样的名言吗?在他看来,伦理道德应以知识论为其基础。这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似乎也是西方绝大部分哲学家的看法。所以把知识论和哲学并列在一起,显然是把知识论排斥在哲学之外,这是有问题的。

  然而熊十力并不如此看。在他的哲学视野中,哲学和知识论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或更进一步说,哲学与知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追求知识应该是科学的事业,与哲学无关。他把学问分成哲学和科学。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划下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他的看法是,知识论无疑以追求知识为要务,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之内。他又指出,哲学的范围只有本体论。很明显,知识论不是本体论。结论自然就是,知识论不是哲学应该讨论的问题。或者更明确地说,知识论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如果站在传统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看,这样的看法不成问题。然中西哲学的交融汇合是我们目前讨论哲学问题的背景,而且熊十力的这一看法也是针对着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而发的,因此就有必要来讨论和分析这一问题。

  其实,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似乎有这样看法的不仅仅是熊十力一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冯友兰也有类似的想法。当然,他不如熊十力那样极端,把知识论排斥在哲学的范围之外。但他同样认为,最哲学的哲学应是形上学,所以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基本上没有知识论的位置。他也从来不探讨什么是知识及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知识这样的问题。因此知识论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

  熊十力看出哲学和科学是有区别的。他说道:“学问当分二途:曰科学,曰哲学。”[1](P248)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界,反对将两者混同起来,应该说是正确的。在科学主义盛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科学或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万能的,具有无限崇高的地位,大有代替一切的势头。科学方法在哲学领域内的运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强劲的趋势,左右着思想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熊十力的看法显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这是不应置疑的。

  他认为,科学追求的是对外在经验事物的认识,是对经验现象的认识。科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分析的或理智思辨的方法。哲学则与此不同。哲学研究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作为现象基础的本体。因此哲学就是本体论,或者说,只有本体论才是哲学的范围。他这样分析道:“科学,根本从实用出发,易言之,即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出发。科学所凭借以发展的工具,便是理智。这个理智,只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历练出来,所以把一切事物看作是离我的心而独立存在的、非是依于吾心之认识他而始存在的。因此,理智只是向外去看,而认为有客观独存的物事。科学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他的根本意义总是如此的。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他底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以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虽云哲学家之遐思与明见,不止高谈本体而已,其智周万物,尝有改造宇宙之先识。而变更人类谬误之思想,以趣于日新与高明之境。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论。”[1](P248)科学追求的是知识,哲学要认识的是本体。

  在熊十力看来,本体自身是无形无象的,但却可显现为一切现象事物,然我们却不可错把现象事物当作本体来看待,以为经验现象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本体。认识经验现象事物是科学的任务。科学认识现象事物的工具是理智。但由于哲学追求的是现象事物背后的本体,所以科学的认识方法于是也就不适合于哲学。熊十力说:“科学所凭借的工具即理智,拿在哲学的范围内,便得不着本体。这是本论坚决的主张。”[1](P249)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别,熊十力对所谓的性智和量智的区别做了说明。他指出,本体就是我们自己固有,是要我们自己反求自得的,所以对于本体的认识不是向外追求的结果。他把对本体的反求自得叫做“实证相应”。他说:“是实证相应者,名为性智。这个智是与量智不同的。云何分别性智和量智?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底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在宇宙论中,赅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名真的自己。即此真己,在量论中说名觉悟,即所谓性智。此中觉悟义深,本无惑乱故云觉,本非倒妄故云悟。申言之,这个觉悟就是真的自己,本来是独立无匹的。以故,这种觉悟虽不离感官经验,要是不滞于感官经验而恒自在离系的。他元是自明自觉,虚灵无碍,圆满无缺,虽寂寞无形,而秩然众理已毕具,能为一切知识底根源的。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1](P249)

  熊十力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区分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康德的类似看法。康德曾经指出过,感性的时空形式和理智的十二范畴只能适用于现象界,如果我们企图运用理智先天范畴去认识理性所追求的灵魂、上帝、世界,我们便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此他认为,数学知识是可能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可能的,是因为感性的形式和理智的先天范畴是我们认识经验世界的最有效的工具。但理智的先天范畴绝对不能越出经验的范围去追求超验的本体。对于灵魂、上帝和世界,我们不能运用理智的先天范畴,因为对于它们我们是不可能在知识中得到的。比如说,上帝的信念不能从知识中间得到,而只能在道德生活中信仰上帝,或者依靠智的直觉去把握本体。康德的结论是旧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但他所以能得出这样的哲学结论是因为他的全部论证的过程是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之上的。旧形而上学不可能,但在康德手里却完成了一个真正有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康德看成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知识论的奠基者。

  康德把知识理论看成是哲学大厦的基础,数学是否可能,自然科学是否可能,形而上学是否可能都要在知识理论的领域中寻找答案。由于康德的努力,知识论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哲学家们的一致肯定,即知识论不仅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可以说简直就是哲学的核心内容。

  熊十力的观点却与此不同。熊十力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界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他把知识理论完全划归为科学范围之内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的看法,实质上把整部西方哲学史划在了哲学的范围之外。

  知识论要讨论什么是知识、构成知识的要素是什么、知识增长的规律又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在古希腊哲学中,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苏格拉底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伦理道德建筑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柏拉图则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知识的定义。他说,知识就是得到了证实的真的信念。由于它是在《泰阿泰德篇》中给出知识的定义,所以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又叫做“泰阿泰德问题”。虽然希腊的哲学家们已经在研究什么是知识这样的问题,但他们讨论的主题还不是知识论的问题,其关注的重点仍然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显著的变化,即本体论的问题逐渐地让位于知识论的讨论。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阅读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和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茨的《人类理解新论》等著作,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关心的焦点问题就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讨论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如果说,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那么上述的哲学家也就都不是哲学家了。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真正自觉地把知识论看成是哲学的核心、看成是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的可靠基础的第一个哲学家是康德。任何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都将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能够经受得住知识理论的检验和裁决。这一看法在哲学领域内的革命性的结果就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不再是根本性的。知识论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是相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反倒要以知识论为基础、为核心。本体论所讨论的“实体”、“本体”、“实在”等等问题,如没有知识理论做基础,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贝克莱、休谟不正是从认识论的方面讨论、研究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问题吗?贝克莱因此否认了作为“实体”的物质的存在,但却承认了精神实体的存在。休谟则更进一步,不但否认了物质实体,也以同样的方法否认了精神实体。可见,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与否不能由它们自身得到证明,而必须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角度才有可能得到答案。他们的讨论已经摧毁了旧形而上学的体系。而康德则进一步把形而上学纳入到了知识论的结构之中。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不能从别的方面而只能从知识理论领域找到答案。哲学的重要性不是由于它是科学的科学这个最高的位置,而是由于它为别的哲学部门和一切自然科学提供知识理论的基础。康德之后,“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成了哲学家普遍关注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几乎每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都试图在这一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谈知识论似乎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哲学家。就是这样,知识论占据了哲学王国的最高位置,成了哲学家普遍关注的焦点。结果是,在西方哲学界,从近代以来,研究知识理论的著作不断涌现,这方面的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认识论或知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主、客二分。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途径才能认识或达到作为客体的外界对象(作为认识对象的物和身)。认识论或知识论研究的对象是外在的,但全部认识理论或知识理论考察的内容或重点却始终是内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康德的哲学是对主体性的张扬。他认为,我们在认识之前,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察作为主体的人到底具有还是不具有认识对象的能力;如果具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人类对于对象的认识又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对西方哲学史的简单考察中,我们自然会发现,西方早期的哲学家更多的是对实在的关怀,但不久人们便发现,如果不研究或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是不可能成功地讨论有关实在的问题的。于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就从对实在的关怀转变为一种对实在的知识的关怀。对知识论的关怀就其实质而言,至少在他们看来,就是对实在的关怀。不讨论知识论所涉及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把握实在。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向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转向(可见,人们对知识理论的关怀的本质是在寻求一种认识外在实在的途径或方法。然久而久之,目标让位于方法。实在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目标了。这是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再往后,这种对实在的知识的关怀又让位于一种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的关怀。由此可见,知识论的讨论、研究并不是对哲学本体的背离或抛弃,而是哲学家们企图从一种更可行的角度或方面来逼近实在或本体。这似乎是信奉理性的分析方法的西方哲学家研究和解决哲学问题必然要走的路途。

  但熊十力不了解西方哲学,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仅仅是通过汉译或他人的转述而得到的。而且几乎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是其哲学思想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人说,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占九成,而西方的哲学思想仅占其中的一成。这就使他有可能对西方哲学的解释多有误解。如他在知识论和哲学本体论之间划界,就是这样的一例。他不同意运用知识论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哲学本体论。他这样说道:“哲学所以站得住脚,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有本体,而只在知识论上转来转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其谬误,实由不务反识本心。易言之,即不了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遂妄臆宇宙本体为离自心而外在,故乃凭量智以向外求索,及其求索不可得,犹复不已于求索,则且以意想而有所安立。学者各凭意想,聚讼不休,则又相戒勿谈本体,于是盘旋于知识窠臼,而正智之途塞,人顾自迷其所以生之理。”[1](P250-251)熊氏在此是误解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理论。

  第一,他把知识论和哲学完全分离是不正确的,是对西方哲学的误解。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势必就得否定整部西方哲学史;

  第二,知识论不同于知识,科学所追求的可以说是知识,但知识论所追求的不是知识。研究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知识。但研究知识论却不能帮助我们得到知识。知识论研究的是知识之理,即什么才是知识,知识是由什么样的要素构成的、知识的起源、知识的性质、知识的范围、知识增长的规律等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些有关知识论的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并不因此就有所增加。这正如金岳霖所说的那样,“知识论对于知识作理论的陈述。它不是指导我们怎样求知识的学问。不习于哲学底青年,为满足他们底求知欲起见,也许要看这本书(《知识论》——引者注)盼望得些实际上增加知识底方法;果然如此,他们一定大失所望。知识论不在指导人如何去求知,它底主旨是理解知识”[2](P1)。可见,知识论与知识是有区别的。

  第三,知识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的,相反,知识论是人的主体意识充分觉醒后才有可能占据哲学的主体地位,成为哲学的核心。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向外追求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识,但知识论研究的主体部分还是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途径才能使我们可能把握或达到或接近实体或实在或本体,研究认识主体有无能力认识外物等完全属于主体范围内的哲学问题。研究知识论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和高扬,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觉醒。所以知识论不是向外追求,而是向内追求的。可以说,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如洛克、莱布尼茨、康德等无一例外都是注重主体性的哲学家,知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注重主体性、向内追求的结晶。知识论要研究的是主体是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方法而达到对于客体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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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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