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2018-02-26 23:18 来源:《周易研究》 作者:高瑞泉

 Philosophical cre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setting XIONG Shi-li up as an example

GAO Rui-q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内容提要:创造性的诠释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It w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XIONG Shi-li to establish his "neo-{b5m709.jpg}"by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in particular,Zhouyi,creatively.This kind of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language a-tmosphere of the 20th century.The free interpretation space in post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times,philosophical purchase f-or motive-forcelike cultural spirit,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odern times ar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modern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wisd-om by XIONG Shi-li himself,and thus having realized the creat-ion of philosophy .But his classic interpretation mode was im-plicat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relativism and arbitrarism.While,the "metaphor" theory was adopted as a methodology to plead for hi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关键词:熊十力/周易/经典诠释/哲学创造/XIONG Shi-li/Zhouyi/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terpretation/ph-ilosophical creation

  标题注释:本文原系作者2001年10月在台北举行的“近世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的经典之间,毫无疑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不但申明“《新论》确是儒家骨髓”[1](卷三,第244页),而且专门著有《读经示要》,第一讲就标明: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2](第197页)但是熊十力又自信地称:“读本书者,若于佛家大乘学及此土三玄(《大易》、《老》、《庄》)并魏晋宋明诸子,未得其要,则不能知本书之所根据与其所包含及融会贯通处……平生读前哲巨典,不肯用经生家伎俩,只旷怀冥会,便觉此理不待求索,六通四关,左右逢源,实有其事,古人不我欺也。”[3](第245页)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熊十力对《周易》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古代传统的诠释方式、特别是传统经学家的训诂方式之间的不同,但是通常只是简单地以类似“六经注我”来概括。[4][5](注:如景海峰注意到“熊十力对儒家的体用观最为折服和推崇。他认为最能代表儒家本体学说的就是《周易》。”不过他对儒家经典,“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以‘六经皆我注脚’的态度,随意发挥和剪裁,取其有用而除其糟粕,融入自己的体系。”(《略论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形成》,《玄圃论学集》,第276页)

  又如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第三章第二节《周易》义理、象数的新探索,专门讨论了熊十力的易学哲学研究,但是所根据的主要只是《读经示要》,对熊十力关于乾坤两卦的诠释与彰显“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关系做了大致的论述。指出熊十力“但据《周易》,即辞以究义,毋取拘牵象数”(《十力语要》卷一),只是“发挥其中的义理,深究其中的哲学,借《周易》说哲学,借哲学演《周易》。可以说,熊先生的易学研究,纯粹是一种哲学研究。”(156页)“这种研究模式,大体属于经学一路。但由于熊先生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研究《周易》是为了发明自己的哲学理念,所以,他又基本属于传统经学中发挥派的一路。换句话说,就是‘六经注我’的一路。”(159页))至于熊十力的哲学创造与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之间更复杂的问题,尚未深入探讨。有学者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外,另辟一个“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来描述魏晋玄学、宋明儒学等偏向哲学性的经学诠释方式,[6](注:王葆玹说“历史上的经学可以归结为三大派系,即今文经学的系统、古文经学的系统和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所谓形上学化的经学,包括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等,其特点是注重于形上学而轻视礼乐,或者说重视哲学而轻视类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大体上说,今文经学重在信仰,形上学化的经学重在哲理,古文经学则介乎两者之间。”(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17页))我们似乎可以将熊十力归入这一类,但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熊十力,在其运用传统经典的资源从事哲学创造的过程中,其先见、历史语境、创造意识,以及其诠释理论,有何不同于古代“形而上学化的经学系统”之特点,值得认真研究。

  一

  熊十力一贯强调“新唯识论”归本《大易》,如果从文化倾向上说他的哲学性格是“返本开新”,那么从学术渊源上就可以讲是以“即体显用”的路向发挥《周易》的变异的学说。所以,熊十力对易理的阐发,可以成为透视其哲学创造与儒家经典诠释关系的入口。

  对“新唯识论”与《周易》的关系,熊十力不止一次的说过类似的话:“本论初出,世或以黑格尔辩证法相拟。实质本论,原本大易,其发抒《易》、《老》一生二、二生三之旨。”“《易》以二数明化,至矣妙矣。”[4](第252页)不过,在此以前,他曾经经历了一次哲学路向的转变:

  据佛氏说,法相与法性截然破作两重世界,互不相通,如何可说不生不灭是生灭法之实体。绳以逻辑,实不可通。况复法相如幻,法性寂灭,是其为道反人生、毁宇宙,不可为训。余始于怀疑,终乃坚决反对。久之放弃一切旧闻,荡然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渐悟体用不可离而为二,实体现象不可离而为二,法性法相不可离而为二。维时见解犹粗,未得六通四辟无复滞碍,忽然回忆伪五经中之《周易》,温习乾、坤二卦,遂于两《彖传》领会独深,坚信其为孔子之言,此外甚多窜乱。余自是归孔子,潜心玩《易》,翻沙砾以寻金,披荆棘而采珍品。得圣人片言,犹当受用不尽,而况不止片言乎?余年三十左右,倾向出世法之意颇盛。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重大,姑记其大略于此。[7](第467页)

  这里毫无忌讳地表明了在阅读、思考、理解和阐发《周易》以前,“体用不二”作为解释学所说的“先见”和“先知”的先在性与重要性。而这些理解前已经具有的观念、前提,在熊十力那里是通过创造性的直觉“悟”得的。

  我们知道,“体用不二”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古代儒家哲学的传统,熊十力的特点,一是通过对佛教特别是唯识学的批判来“悟”到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哲学称作“新唯识论”;二是方便显体,从实体自己运动(体用不二),“于转变不息之本体而析言其动势,则说为一翕一辟之变”。换言之,因为他的“翕辟成变”说,中国古代“体用不二”的辩证法传统得到了大力的开掘和发扬。关于这一点,前辈和时贤已经多有研究。[4][8](注:关于熊十力的“翕辟成变”说,冯契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见冯著《〈新唯识论〉的“翕辟成变”义和“性修不二”说》,收入《玄圃论学集》,另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四章第三节。而吕希晨、郑家栋则认为:“熊十力继承了《易传》中有关阴阳交感、万物化生和‘一阖一辟之谓变’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所谓翕辟不是就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而言,而是指精神本体在其流变过程中所显现的两种作用和功能。他不仅以‘翕辟成变’来说明具体事物的产生存在及发展变化,而且以翕辟关系说明心物关系。所以,翕辟概念在其发展观、本体论、宇宙观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熊十力辩证法思想浅析》,《玄圃论学集》第244页))其中,成中英教授更是注意到“翕辟成变”说与熊氏对《周易》的特殊解读、释义的关系。他说:“虽然熊氏说明‘翕辟’观念与《易·系辞》所云‘夫乾,其静也抟,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的立义有别,他的‘翕辟’观念显然仍自《系辞》引申出来,不过他把坤的静动两方面转化成为本体流行之用而已。”[4](《综论现代中国新儒家哲学的界定与评价问题》,第177页)

  成说颇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虽然熊十力“翕辟”借用了《易传》关于坤的动静的两个“词”,但是“翕”、“辟”在“新唯识论”中已经大大突破了原先在《系辞》中的形象性,熊十力对它们的释义远远超出了开阖的意义。“翕辟成变”最经典的表述是:“一翕一辟之谓变。原夫恒转之动也,相续不已。动而不已者,元非浮游无据,故恒摄聚。惟恒摄聚,乃不期而幻成无量动点,势若凝固,名之为翕。翕则疑于动而乖其本也。然俱时由辟故,常有力,健以自胜,而不肯化于翕。以恒转毕竟常如其性故。唯然,故知其有私主宰用,乃以运乎翕之中而显其至健,有战胜之象焉。即此运乎翕之中而显其至健者,名之为辟。一翕一辟,若将故反之而以成乎变也。夫翕凝而近质,依此假说色法。夫辟健而至神,以此假说心法。”[3](第68页)翕和辟也就是阴和阳、退和进、身和心、物质和精神。

  在《乾坤衍》中,熊十力更进一步用乾坤两卦来解释辟和翕所代表的矛盾之两方面:“圣人以生命、心灵同有刚健、生生、升进、昭明等性故,同称为乾。圣人以物质、能力同是势不自举,同有柔顺、迷暗等性故,同称为坤。”[7](第446页)

  十分明显,这样诠释易理与传统经学从训诂求释义的规矩是有距离的,从哲学史的角度则可以说它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我们将发现,这种创造性的诠释还可以分疏出历史语境和个人化的两种成分。

  熟悉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熊十力以前,严复已经用“翕辟”范畴来说明宇宙论的基本法则: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也。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则“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9](《译〈天演论〉自序》,第1320页)

  这几乎是最早系统地给《周易》以一种现代性的解读。严复将经典物理学的原理用《周易》的语言来比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翕辟”来传达斯宾塞关于从“同质单一”演进到有多种成分组成的世界过程中,具有动力性的进化观念。“如云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方其用事之时,物质由浑而至尽,由散而至凝,由纯而为杂,质力相缄,相与为变者也。”[9](第309页)我们不评论严复对经典解读的是非,我们只是指出:一,它揭示了近代哲学创造的历史语境。严复的“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和“质力相缄,相与为变者”的说法,与熊十力“翕辟成变”已经相当接近,都将凝聚与分解、物质与力量的相反相成看成宇宙的基本法则。当然严复的表述还十分粗糙,简单比附的痕迹过深,而熊十力的理论已经相当精致。不过,像《天演论》这样的名著,熊十力决不至于略过不读,因此严复的解读可以说是熊十力“翕辟成变”说的先声。二,关于“翕辟成变”说的历史语境,上述材料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提示是,对《周易》的动力性解读,服从于近代中国哲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曾经经历过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性的追求在中国最初主要围绕着发掘现代化的动力。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动力之源,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们超越“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世界观的历史总貌作一俯瞰,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形式上对立的哲学派别,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动力式文化精神的理论建构。简要地说,哲学进化论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架构为主体,描述了一个动力式的客观世界图景及其自然法则;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理论为中心,将历史中的主要动力理解成经济的要素,从主客体交互作用入手去获得社会进步的动力;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为主题,则更多的是在主观精神的领域,发掘动力的源头。[10](注:详见拙著《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严复代表第一种理路,他像宣称力的范畴是宇宙方面的“终极的终极”的斯宾塞一样,承认“力量”在宇宙和社会人生中的强大。熊十力属于第三种理路。熊十力将“翕辟成变”、乾以运坤,解释成精神的力量不断战胜物化倾向并指导宇宙、人生向上进发的动力性的永恒过程,从深层次看,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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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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