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利:道学心态下的朱熹

2018-02-26 23:57 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 作者:孙利

Of Zhu Xi's Daoxue Mentality Sun 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内容提要:道学(或称理学)诞生于北宋,这是一个发生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民族危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出一种普遍的道学文化心态:确立超越的义理,寻求存在的意义,获得理性的自由,渴望心灵的安宁。所以,寻天地必然之理,立人道当然之则,就成为宋明理学家共同的理论取向,也是朱子道学的内在理路。朱熹继孔孟,接周程,倡道统,汇四书,关注现实,彰显理性,探求心性,他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理论活动与实践均是道学心态使然。

  (1)The Daoxue,or Lixue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emerged in the Northern Song the Period of crises,moral,faithful and national.(2)In a society so mentioned there is many a scholars'mind had to be pregnanted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Daoxue:to establish the transcendent study of reason,to search 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to acquire the freedom of rationality.So the probe of the necessary reason of nature and to found the necessary principle of humanity were to be the common directi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3)The composition of Zhu Xi's Daoxue mentality:the follower of Confucius and Menfucius;the continuance of the theories of Zhou Dunyi,Chengyi and Chenghao;to initiate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orthodoxy;to have The Four Books converged;the rationality revealed;the Ren the natural instincts and the spirit and thought of humanity to beprobed;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to be known.

  关键词:儒家/道学(理学)/道统/心性/The Confucianists/Daoxue(Lixue,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Daotong(Confucian Orthodox)/Xinxing(After Zhu Xi:Xin the Spirit and Thought of Humanity,Xing the Natural Instincts)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仅反映着一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环境、社会意识与人生信念,并逐渐积淀为一种普遍、深层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还原到每个个体身上便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文化心理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中最深层的核心,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而由文化心理演变而来的文化心态总是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道学(或称理学)诞生于北宋,这是一个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民族危机交相为患的历史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人们寄希望于道学(理学)的兴起,价值观念的重建,以重铸业已失掉的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讲,这实质上是试图在整个社会恢复心理调节与心理平衡的一种强烈诉求,道学心态就是这种理论诉求的直接产物,它希望借助价值观念的重建来调节失衡的文化心理,因此而表现出独特的文化行为。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与文化心态下的朱熹道学,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根本目标。那么,朱熹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心态?他所要达到的心理平衡又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平衡状态呢?

  一、“道”与“势”的合流与分离

  在人们的观念中,道学与封建意识形态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可实际却并非如此,道学在其产生之初并非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合流。正如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成为意识形态都是由于它能够适应特定的社会整合需要一样,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也都是根源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在经历了唐、五代连年混战的局面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其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多大改变。国家权威还不稳固,思想观念亦不统一,精神空虚,心理失衡。此时,儒家的伦理处于崩溃的边缘,佛教异军突起,大有在思想界取而代之之势,佛教不仅在精神上冲击着人们急需慰藉的心灵,而且在义理上冲击着岌岌可危的儒学。重新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家政治体制,重新确立一套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是北宋建立后的首要任务。统治者们认为,要从根本上重新树立国家的权威,不仅需要依靠一套完备的、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政权机构,更主要的还应该“依赖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同一文明和共同伦理的认同,而认同的同一性基础,只能是超越个体生命、政治权利、地理区域的普遍性真理”[1](P.271)。所以,为了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一道德,同风俗”的主张,这一主张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也是思想家的理论诉求,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理论背景的双重推动下,道学(理学)诞生了。

  此时重建的儒学之所以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就是因为在思想家们所建构的这套新的体系里,“理”或“道”被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真理,它超越一切世俗权力而占居思想领域的主流,成为政治国家、伦理道德、宇宙构架、精神修养的共同基础。这不仅暗合了统治者要求统一思想的需要,也暗合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态:确立一种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寻找士人阶层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理性的自由与心理的平衡。

  但是,思想的命运并不总能与思想者的期望相一致。国家权威的确立与加强使得宋代皇权空前膨胀,思想权威的确立与传播使得宋代士人阶层迅速崛起。士人们要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权力来制约皇权,统治者们则要求文化权力附属于政治权力,二者的内在紧张最终导致了“道统”与“政统”的分离。

  自孔子始,儒家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由于儒家思想历来就是一种济世之学,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道”自然也就不是纯然的学理探讨,而是指向社会现实。对于历代的儒学来说,它所面对的真正问题其实就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或重建,理学也不例外。理学自其产生之日起,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回应佛老哲学的挑战,挽救士人的信仰危机;第二,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限制官僚权力的滥用。士人们站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希望通过“道统”来制约“政统”,极力要让道德理性凌驾于一切之上,使“道”高于“势”。这对于化解封建社会的矛盾,调整宗法等级秩序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限制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赞同,所以“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冲突势所难免。在这种紧张冲突无法消除之前,理学在其产生后的几百年间一直被称为“伪学”,也就不足为奇了。理学正式成为官学是在元代,在这之前,南宋理宗下令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从祀孔庙(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标志着理学开始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道”与“势”逐渐合流。而学问一旦被确定为官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也就丧失了其思想的自由与锐利,成为其衰落的开端。

  二、“道统”的确立与彰显

  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道”的兴衰相浮沉,作为士人阶层的杰出代表朱熹,为了改变士人阶层的地位与命运,必然要捍卫“道”的尊严,确立“道统”在“政统”中的合法地位。朱熹之前的士子们为此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努力的结果就是儒学以理学的新形态而得以复兴。富于理想色彩的、理性主义的理学思潮,没有因两宋时局的变迁而衰落,相反,它在一大批士人阶层中相当盛行,而交通的便利、书院的普及又使得这种思潮广泛传播开来。据统计,整个南宋时代有史可考的书院,仅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就达二百五十多处[2](P.131)。朱熹一生与书院也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他创建、修复、讲学过的书院有数十所之多,其学术思想也是在各地书院的讲习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

  朱熹始终围绕着“道统”的确立与彰显这一核心传播着理学思潮。中唐韩愈作《原道》正式提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传道系统,即所谓的“道统”,其目的是为了排斥佛老之学,恢复三代以来儒学的真精神。因此,确立“道统”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传承谱系,而在于确立一种思想传承体系,而“道统”的基本涵义就是努力使这一思想体系具有连续性、普遍性和独立性,从而使其能够成为绝对的真理,能超越一切政治权力、世俗权力而占居思想领域的主流。儒者认为,具有这种特征的思想体系便是儒家的道德伦理。宋儒为了挽救当时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思想危机、精神危机,再一次重新发掘历史资源,接韩愈,倡“道统”。他们特别延续并彰显了自孟子以来的心性学说,把过去仅仅是道德要求和行动规范的儒家伦理提升到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并冠以“理”或“道”的名称。同时,又把这一具有终极本原性质的“理”转向内在的心灵心性,希望通过“心”与“性”的自觉,来把握“理”的真谛,从而超越狭隘的心灵和世俗的束缚,以期在行动上获得支持,精神上获得独立,这种内在超越之路是理学家们共同的思想走向:因内圣而外王,具体表现为“正心诚意”、“穷理尽性”以至于“平天下”的“修、齐、治、平”方略。而作为道学核心观念的“理”,一旦被看作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真理”,就被赋予了传统的力量,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其对抗政权系统的力量也就随之增强。总之,他们倡“道统”,就是要寻求一种被士人阶层所把持的,既能制约政治又能超越政治的思想权力,这不仅能保持士人精神的纯洁与独立,还能获得理性的自由与批判的权利。这一文化心理就是在道德危机中孕育出来的道学心态。说它是一种道学心态,并不是说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意愿,而是说它是一种隐藏于道学理性追求背后的价值诉求。这样的价值诉求体现着道学家们超越现实的理想,也体现着他们关怀现实的精神,因而是支撑道学义理的内在力量。

  基于这样的心态,朱熹必然要高举道德理性主义这面旗帜,为“道统”的传承和思想的延续呐喊。《伊洛渊源录》的编写,开始了朱熹确立“道统”的工作。“《伊洛渊源录》是一部追溯理学渊源和传承的著作,共十四卷,记载以二程思想为最详,据王懋竑《朱熹年谱》载,此书成于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3](P.61)。它不仅显示了朱熹对“道统”的重视,也标志着“道统”一说因此书而立,并得到了历史的记载与承认:《宋史》中立《道学传》、《儒学传》多是根据此书的思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4](卷五七,P.519)另据《年谱》载,在此书成书之前,朱熹已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西铭解义》(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太极图说解》与《通书解》(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已有了关于“道统”的思想脉络。紧接着,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一起在寒泉精舍,共同选辑理学前辈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颐、程颢)之书,编了《近思录》十四卷,以作为“四子之阶梯”[5](卷一○五,P.2629),这部书被后世称为理学入门的第一书。全书以周子《太极图说》为首,二程次之,张子为后,这样的一种次序安排,表明朱熹视周敦颐为理学的开端,而以二程代表理学的正式确立,张载为理学的补充,按照陈荣捷的解释,全书完全是“以朱子本人之哲学与其道统观念为根据”[6](P.126)编成的。

  朱熹孜孜于“道统”的确立,其重点并不在于“为新儒学寻取历史上之权威或仿佛家祖师传灯之例”[6](P.14),而是借助于人物传承的外在形式揭示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他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看作是尧舜禹汤以来儒家一脉相传的精微义理,并努力从哲学思想上解释、充实这十六字,使“道统”观念有了确定的哲学意义,这正是朱熹对“道统”的确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7](P.429)。正因朱熹对“道统”的精微阐释,使得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的概念成为理学体系的核心话语,从而使理学定位在“心性义理”之学上。

  朱熹对于道统传承谱系的安排是经过细密考虑的,其对于北宋诸儒的选择也是有取舍的。他排除汉、唐诸儒于道统之外,因为他认为汉、唐诸儒实在不能遥契孔孟的精神,“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8](卷七五,P.3924)。汉、唐诸儒只停留在传经之学上,对心性义理的精微思想理会得不深,所以对于儒家哲学义理的阐发没有什么新的特殊贡献。朱熹特尊二程,选择二程为儒家承继正统之人,因为他深信二程独得孟子不传之学,其思想能真正接续孔孟的精神,可以真正为新儒学提供一强有力的文化思想:天理的确认,心性义理的阐发。道学心态所孕育的这种文化性格也体现在朱熹对待儒学典籍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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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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