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正:隋代美学概说

2018-02-27 14:38 来源: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作者:吴功正

 A Survey of the Sui Dynasty Aesthetics WU Gong-zheng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Academy,Nanjing,Jiangsu 210013,China)

 

  内容提要:隋代美学是一个未被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美学反思时期。它对六朝美学加以了较为稳底的清算。隋代美学的风貌是“斫雕为朴”。其哲学基础是王通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理性和效用理性的性质。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ui aesthetics is a neglected research field ,it hold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It was a period of aesthetic introspection full of passion and enthusiasm.It cleared the aesthetics of the Six Dynasties.The main outlook of the Sui aesthetics is "polishing for the purpose of simplicity",and its basis is Wang To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It has the nature of being practically and purposefully reasonable.

  关键词:隋代美学/清算六朝/斫雕为朴/王通哲学/the Sui Dynasty aesthetics/clear the Six Dynasties/polish for thepurpose of simplicity/Wang Tong's philosophy

 

  中国历史上的隋代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隋代美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美学反思时期。

  一、对六朝美学的清算

  隋代是在灭陈后建立起来的,在巩固自身政权时当然会把刚刚所取代的王朝作为不远之殷鉴。它对于前代六朝采取一笔否定的态度,而它所否定的则是六朝美学的感性和俗丽特征。《陈书·帝纪总论》从陈后主叔宝亡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所谓“才艺”,当然指审美素质。《隋书·音乐志》记陈后主“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极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这里所说的“哀”不是悲哀,而是指幽婉动人。对陈后主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作出何种评价,历史学家们自会有结论。然而就陈后主在文学、美学上的功过是非问题,却是可以细加分析的。他的美学趣味上的俗艳、轻薄,自应汰弃;其“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但是他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即推促了美学的感性发展,使得文学、舞蹈、音乐等文艺形式显得轻快、动听、幽丽。

  整个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南朝陈叔宝这样的风流皇帝,而且北朝也是如此。北齐后主高纬“为《尤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阙,莫不陨涕。”北周静帝“恣情声乐”。因此,南北朝晚期就充塞、弥漫着一种感性主义的轻靡美学风调。

  一个王朝的覆灭有着社会、历史等多重原因,而耦合着的因素则是这批亡国之君又偏偏是恣情声乐的(尽管其中确有因耽于声乐而忘怀国是的),这样就往往会推导出亡国之君,多因文艺的普遍性结论。命题的前提有存在的合理性,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也曾指斥武成帝之“耆音”、后主之“淫声”。后代在总结前代教训时首当其冲地把矛头指向“文艺”。同时,后代对于所取代的前代王朝过失往往怀着偏激的情绪和偏颇的态度,隋代就是如此。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代表了这一心态。崇尚远古教化,认为那时“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义。”但后来出现变化,世风渐衰,尤以六朝为盛。“除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以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思,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州,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齐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李谔锋芒所及,首指齐梁,概及魏晋以还的所有文学现象。他对其文学、美学之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否定性描述,尤为憎恨所弥散之社会风习。其中所指遍于魏晋的思想、文学、美学成就,如魏晋玄学、陆机美学、六朝词赋等。李氏之言所及范围既极广袤,时域又甚深远。它成为隋代对魏晋美学特别是六朝美学以憎恶式态度加以否定、摒弃的代表性文字。李氏的落脚点是总结六朝的历史教训,但他所选择的入楔点却是文学、美学,这样,就带来了对整个文学、美学声誉、地位的极大影响,进而导致了对文学、美学的根本否定。

  王通的《中说·事君》对六朝文学、美学家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小哉,其文冶,男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对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这里的评判标准是文品即人品,是人的道德风貌、伦理观念与人的文学、美学风貌具有简单的线性联系。王通所欣赏的三人中,王俭“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恪遵儒学标准;任昉“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论”,也仍然是以儒学为行为和内在规范的。所谓“其文约以则”,就是简朴无华,符合规范与准则,而所谓的规范与准则,就是以上述的儒学内容为内涵的。王通对谢灵运、沈约、鲍照、谢庄等人,从文品和人品上加以双重否定,并把文品风貌视为人品所致,他所否定和鄙弃的正是六朝艺术和文学审美所应具备的品质与性质。

  总体而言,隋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六朝美学采取的是偏颇的愤激态度,矫枉过正,在方法上则是简单化的,因而无法对六朝美学作出正确的历史性评价。这种激烈的否定内容和方式,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和美学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清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晚明思想、美学的批判。隋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六朝的批评、否定,在历时性的范畴内对于初唐甚有影响。从这种愤激情绪和态度、方法中解脱出来,显示出公允、公道,则是从明代中叶以后才通过李东阳、李梦阳、屠隆,直至清代叶燮得以确定下来。在共时性的范畴内,则是影响了整个隋代的思想、美学方向,使其向政教方向急速滑坡,使文学、美学的功能变得狭隘,遏止了美学的感性发展。如此严厉、苛责,把魏晋以来一些富于生命力的审美范畴如风骨、神思、缘情等都一概扫汰了,它不是促进了思想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而是阻碍了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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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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